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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詳見：Take Up the Baton by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這並不是一則宣言。所謂的宣言預示著某個瞬光乍現的世界將要來臨並且將實質化成為主體，這樣的主體，儘管目前仍是個幽靈，必然會具體化成為改變的代理者。宣言的運作就像是古代的先知，藉由他們預見未來的力量創造出他們自己的子民。今日的社會運動則順序正好顛倒，也使得宣言與先知變得過時而無用。改變的代理者已經屈降於大街上並佔領著城市的廣場，不只威脅也推翻統治者，同時也召喚著一個新世界的視野。也許更重要的是，諸眾們(the multitudes)透過他們的邏輯與實踐，他們的口號與慾望，已然宣布了一組新的原則與真理。他們的宣告如何成為建構可新且久的社會基礎？這些原則與真理如何引導我們去重新發明我們如何與他人以及我們的世界相連結的方式？在他們的反抗裡，諸眾必須發現從宣告(declaration)通往綱領(constitution)的道途。
在2011年稍早，社會與經濟危機的程度已標示在劇烈的社會不平等時，一般常識仍教導我們要信任當權者的決擇與指引──儘管更大的災難降臨在我們身上，即使經濟與政治權貴是暴君，甚至他們正該為造成這樣的危機負責，我們也只能毫無選擇地相信他們。然而在後來整個2011年度，一系列的社會抗爭粉碎了這種常識並開始打造出新的共識。佔領華爾街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是它也只是整個抗爭環節的一個時刻，而這些抗爭不僅推移了政治辯論的版圖，也在該年度帶為政治行動帶來新的可能性。
2011年前夕，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西亞的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 Tunisia)，26歲的街頭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據傳已經得到電腦科學學位，引火自焚。月底，民眾的起義散布突尼西亞，要求「本‧阿里滾蛋！[譯註：突尼西亞的獨裁總統]」(Ben Ali dégage!)，到了一月中，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也確實跑掉了。埃及接下了突尼西亞的棒子，數十數百乃至於數千人在一月後半就把走上街頭當家常便飯，要求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滾蛋。開羅的解放廣場才被佔領了18天，穆巴拉克就逃出國了。
反對高壓政權的抗議很快地散播到北非與中東其他國家，包括了巴林(Bahrain)和葉門(Yemen)，以及後來的利比亞與敘利亞，但是由突尼西亞與埃及所點燃的星火還延燒至更遠的地方。[美國的]抗議者在二月至三月佔領了威斯康辛州議會表達他們與開羅的同志們團結一致、互通聲氣，但是更關鍵的一步發生在5月15日，馬德里與巴塞隆那的中央廣場被所謂的「憤怒者」(indignados)所佔領。西班牙的紮營(encampments)行動靈感得自於突尼西亞與埃及的起義，並將他們的抗爭以新的方式傳遞。他們反對薩巴德洛(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的社會主義者政府，要求「馬上要真民主！」(Democracia real ya)，拒絕所有政黨的代表，並且推進至大範圍議題的社會抗爭，從銀行的腐敗到失業，從社會服務的缺如到居住處的不足到強迫驅逐的不公義。數以百萬計的西班牙人參與了這次運動，而絕大多數人口也支持他們的訴求。在被佔領的廣場上，「憤怒者」組成了制定決策的議會以及調查委員會以探索某範圍的社會議題。
早在馬德里的太陽門(Puerta del Sol)紮營於六月被拆除前，希臘人就已經接下了「憤怒者」的棒子，並佔領了雅典的憲法廣場(Syntagma Square)以抗議樽節政策。之後不久，帳篷開始散布在特拉維夫的羅斯柴爾德大道(Rothschild Boulevard)，要求社會正義與以色列人的社會福利。八月剛開始時，英國的在警察射殺一名英國黑人後，托登罕(Tottenham)爆發多場暴動並散播整個英格蘭。
當數百個最早來的佔領者於9月17日把他們的帳篷帶到紐約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後，就輪到他們接下棒子。而他們的行動以及該運動擴散到整個美國與全世界，也確實要從已變為他們靠山，這一整年的抗爭經驗中來理解。
許多不在這些抗爭中的人們不易從這些事件列表裡看出它們彼此關連。他們或許會說，北非的起義反對的是高壓政權，他們的訴求集中在推翻暴君，相對地歐洲、美國與以色列紮營行動中的廣泛社會訴求則要對付代議憲法體制。或許進一步說，以色列的帳篷抗議(別稱他們是一種佔領！)微妙地和諧這些訴求以對屯墾與巴勒斯坦人權的問題保持沉默；希臘人他們自己有史無前例的國債與樽節政策；至於英國暴動者的憤怒對象是其自身種族階級的長期歷史──而他們甚至沒有搭帳篷。
這些抗爭看似獨立事件且均指向特定的在地狀況。不過，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確實對著另一場抗爭說話。埃及人，當然，清楚地步上突尼西亞開拓的道路並採納了他們的口號，此外太陽門的佔領者也認為他們的抗爭承繼了解放廣場抗議者的經驗。另一方面，雅典與特拉維夫的抗議者也將眼光集中在馬德里與開羅的經驗上。華爾街的佔領者則將這些通通納入視野，將反對暴君的抗爭，舉例而言，轉譯為反對經濟暴君的抗爭。你或許會認為他們只是因為被迷惑而忘記或無視於他們自身的處境與訴求間的差異。但是我們相信他們比起那些自外於抗爭的人有著更清楚的洞察力，而且他們能夠彼此團結，不因個別的狀況與地區性而有所衝突，能與普遍的全球性抗爭共同奮鬥。
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小說中的主角「被忽視者」，在一場穿越種族主義社會的艱辛旅程後，發展出一種在抗爭中與他人溝通的能力。「天曉得」艾里森的敘事者下結論「我是藉由短波[收音機]來替你伸張呢？」今天，同樣地，那些在抗爭之中的人也用短波來溝通，但是不像艾里森的時代，如今沒有任何人代表他們。這種短波是給所有人的公開波段，而有些信息只有那些抗爭者能理解。
這些運動，當然，有著一系列的共同特徵，其中最明顯的是紮營與佔領的策略。十年前的另類全球化是種遊牧。他們從一個高峰會遷徙到下一個，彰顯出全球權力系統裡的系列重要機構的不義與反民主的本質：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G8的國家領袖們等等。相對地，興起於2011年的抗爭圈是就地而生。一反過去隨著高峰會時程而四處浪蕩，這些社會運動原地不動而且，事實上，拒絕移動。他們的非移動性部分源自於他們深深地根植於在地與國家的社會議題之中。
這些運動也都有諸眾作為其內部組織。當時外國媒體群拼命地在突尼西亞與埃及搜尋這些運動的單一領導人。在解放廣場最火熱的時期，這些媒體每天固定推出一個可疑人選當成真正領導人：某天是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諾貝爾獎得主，改天則是Google的行銷經理戈寧(Wael Ghonim)，以此類推。媒體無法理解或同意的是解放廣場上並沒有所謂的帶頭者。在那一年的這些運動裡明確拒絕產生一個領袖，其中又以華爾街的例子最為顯著。知識分子與名人在祖科蒂公園連番上陣，但是沒有一個可以被當成他們的領袖；他們是這群諸眾的客人。從開羅、馬德里到雅典與紐約，這些運動反而為組織發展出齊頭式的機制(horizontal mechanisms)。他們並未建立總部或是成立中央委員會，而是如蜂群般地散開，更重要的是，他們創造了各種制定決策的民主實踐，藉此所有的參與者得以共同領導。
這些運動所展示的第三個特徵，儘管以不同的方式，在於他們可被視為是為了共有物(the common)而抗爭。在某些例子上，這已經表達在火燄之中。當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時，他的抗爭被理解為不只是為了反對他所遭受的，來自當地警察的虐待，同時也是反對普遍存在於工人們的社會與經濟困境，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無法找到合乎他們教育的工作。在突尼西亞與埃及，推翻暴君的大聲怒吼確實讓許多觀察者無法聽到這些運動中處於危機的深刻社會與經濟議題，以及商業工會的關鍵行動。八月的倫敦暴動野火也表達出反對當下的經濟與社會秩序，如同2005年的巴黎與超過10年前的洛衫磯暴動者，英國人的憤慨對應著一組複雜的社會議題，位於議題中心的是種族從屬關係，然後接著就出現了為共有物而抗爭。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爭辯著新自由主義的不公不義以及，最終，私有財產的制度。但是這並沒有讓他們變成社會主義者。事實上，我們極少看到傳統的社會主義者運動出現在這些抗爭圈裡。而且在為公眾抗議私有財產制的同時，他們也同樣反對公有財產制與國家的控制。
在這本小冊子裡，我們將處理這些爆發於2011年的抗爭圈的願望與成果，但是我們並不直接地研究它們。相反地，我們將從研究產生這些抗爭的普遍社會與政治狀況開始著手。我們在這裡的著彈點對準由當前社會與政治危機的脈絡中所生產的主體性支配形式(the dominant forms of subjectivity)。我們將論及四個主要的主體形象──(被)負債者、(被)併吞者、(被)守護者與(被)代表者(the indebted, the mediatized, the securitized, and the represented)──所有這些形象都已被耗盡而他們的社會行動力不是被遮蓋就是被神秘化。
起義與反抗運動，我們發現，提供了我們各種手段，不只用來拒絕專制政權(前述的主體形象在其政權底下受苦)，也顛覆其權力形象中的主體性。換句話說，這些抗爭在經濟上，同時也在社會與溝通領域中，發現了新的獨立自主與防備的形式，共同創造了拋棄政治性代議系統，並能夠伸張他們自身民主行動力的潛能。這些是這些運動已經實現的部分成就，並且還可以進一步地發展。
然而，要鞏固並提升這些主體的力量，則需要再跨出另一步。這些運動，事實上，已經提供了一系列的綱領性的原則，能夠成為一種創建過程(constituent process)的基礎。其中這個運動圈裡最激進與最深遠的要素之一，例如，乃是拒絕代表制與結構，代之以各種民主參與的方案。這些運動也將新的意義賦予自由、我們與共有物，以及系列中央政治性配置間的關係，這些都遠超過目前共和制憲法的界線。這些意義如今已成為新共識的一部分。他們是根本原則，並已被我們用來作為不可分離的權利，就像是那些在十八世紀大革命中所喊出的原則一般。
眼前的工作並不是將新的社會關係編列進一個固定的秩序裡，而是要創造出一種綱領性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裡，在組織這些關係並使它們得以延續的同時，也能培育出未來的革新力與對其他的諸眾保持開放性。這些社會運動已經宣布了新的獨立，而一種新的綱領性力量也必需隨後跟進。
後記：麥可‧哈德、安東尼奧‧納格利的最新作品《宣告》(Declaration)已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