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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捍衛民主120小時行動」的第一天，深夜裡的立法院前 2014.3.18 譯者自攝 |
(本文轉譯自：J. Michael Cole, L’Homme révolté, The Far-Eastern Sweet Potato, 2014.03.18，經作者同意後轉譯。)
台灣人是種教育系統下的產物，而這種系統不利於反抗精神的發展。當少數人藉由自曝在舶來的思想中以顯影出反抗的概念時，這恐怕仍不足以讓他們改變這樣的系統。
當我昨天晚上很晚還在台北捷運車上時，我忽然有種衝動，很想從車內所有被擄走的心靈手上奪取所有的智慧型手機--這實在是近年來最邪惡的發明--然後把它們通通砸成碎片。我想像我會檢查每一個螢幕以判定是什麼讓他們如此地入神。如果是那些愚蠢的電玩，或是關於晚餐吃什麼的無聊對話，那這隻手機就死定了。如果相反地，手機主人正在詳研那個可怕的非民主行徑，由立法院與乖順的立委們在當天稍早共同犯行，那這個玩意兒將倖免於難。
但是「反抗之人」這個標題說的不是我本人；甚至這篇文章也不是關於我自己，而是關於台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台灣人的自由，而這些現在都遭受重擊。雖然有一小撮議題導向的社運者在這幾個月形成，並對付各項爭論性議題，但我怕這樣還不夠，因為這些相對的小眾還未創造足夠的動能來牽制政府的注意力，而同一個政府則變得越來越不民主。
台灣民主的頹敗，直到最近，向來都是微步漸進，因而讓在位者有投機取巧的空間。然而從去年開始，民主機制下的政府作為與公僕的墮落有著一次重大改變。有幾個因素有助於說明這點，包括了自亂陣腳的反對陣營；中國的習近平掌權；馬英九總統在2012年的連任；以及，在台灣的法律下，這是他最後四年的總統任期。
所有這些因素，還要再加上中國對台海間所謂「進程」的步調逐漸失去耐性--這意味著開啟政治協商討論台灣的未來--以及害怕在馬英九之後的當選者，可能無法，或沒有意願，釋出政治上的利多，這些都讓北京對台北施加巨大的壓力，並使其被迫作出回應。一些顯要人物也已經觀察到馬的政府已經無能藉由允諾讓中國決定議程來開啟兩岸協商，而這種協商作法正是最危險的戰略（或者毫無戰略可言）。
在一年來的違法亂紀後，馬政府的不民主手段終於在昨天施展身手。中國國民黨的立委張慶忠，也是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主席，宣布該委員會已經完成審查引起高度爭議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逕送院會準備表決。此外，其中有個小問題：先前國民黨與民進黨曾協議必需對該協定逐條審查，而張在審查甚至還沒開始「之前」就自行宣布通過。在說明這一步數時，國民黨黨鞭林鴻池表示張慶忠行為合法，因為委員會沒有在規定的九○天內完成協議的審查。
稍晚，行政院發布消息祝賀張慶忠「辛勞」地讓協議通過委員會這關。
可惜這差一點就美得冒泡：三月條款只適用於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s)，而貿易協定(trade pact)並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說根本不應該是，基於其對社會與經濟有影響廣泛的後果。同樣的問題，所謂的協定也不是條約(treaty)。該協議反而，較像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位階並不明確，而行政院方面似乎早已有定論，認為將其送交審議就已經是給立法院面子了。
在昨天之前，該協議早就因為爭議而蒙上陰霾。公聽會，僅虛飾地為安撫大眾而召開，是場徹底的鬧劇，異議者通常被大批警力隔離，不得其門而入。協商過程，早已在中國進行完畢，完全不透明，而且當文件在去年六月回到台灣時，即使是國民黨的立委都對該協議廣泛的適用範圍倒抽一口冷氣。
就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一樣，台北和北京表示這個協議對台北比對北京更為有利。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或許我們該訝於為何中國共產黨要一直地指揮它們在台灣的另一半儘速通過該協議。讓他們不耐煩的原因顯然絕不是因為利他或博愛，而是政治性的考量。(這個協議的許多條文將讓中國的統一戰線與心理戰力得以長驅直入，更不用說巨幅地增加把中國人安置在台灣的能力)。
面對黨內的異議者，馬，身兼國民黨主席，祭出只能稱得上是內部獨裁的手段，威脅開除任何在這件事上違背黨意投下反對票的國民黨立委。這個手段很快地奏效，使反對者乖乖歸隊，同時他們顯然也害怕該協議對其選區的負面影響將會影響他們連任的機會。
下一道，也是最後一道，防守線是公民社會。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他們的人數很少，遠不如反媒體巨獸聯盟(Alliance Against Media Monsters)、諾努客運動(the No Nukes movement)，或是看似已經漏氣的公民1985行動聯盟(Citizen 1985)。這個運動無法吸引更多民眾的其中一個原因，或許在於該威脅的本質看似還很遙遠並且大多十分抽象。協議的優點與缺點幾乎是學院式的爭論，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實在過於複雜。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該協議可能被當成是另一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許，就像它的先行者，它沒有帶來太多好處(至少對多數人而言)，但它可能也不會造成太多顯著的傷害。當人們的利益不會被直接影響時──在協議被施行，更便宜的中國投資企業把他們攆出市場之前，他們是不會有任何感覺的──他們也不會了解到採取行動的必要。
我和現場一位昨晚徹夜守在立法院前的年輕人談話。這位年輕人剛從夜市裡的工作下班並直接來到立法院。在他爆出幾句，無法見諸紙面，咒罵政府的話後，我問他為什麼他會在這裡。「在夜市裡的大多數人都會被這個協議影響」他說「但他們似乎都一無所知，或者他們大不了就辭職，而不相信他們能夠讓局勢改觀。」
這一點這位年輕人並沒說錯。只要民眾能夠繼續維持他們中產階級的「物質舒適的生活」，或是他們堅信反抗終究是徒勞，那麼他們就不容被打擾。這大多是因為數十年來的戒嚴與教育系統所造成的結果，而這樣的教育系統，直到今天，仍在強調服從以及契合上級領導的公民責任。基本上，這種教育系統早就該在民主化過程與民進黨執政的那八年中接受徹頭徹尾的革新，但這並沒有發生。結果，教育不但不是觀念育成的搖籃，反而更強化了一種以公民為主體的保守觀點。加上絕大多數的教育者──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並不配這個頭銜──戮力灌輸這種觀點到他們的學生腦子裡，不但對學生們的政治關懷大潑冷水，甚至在他們拒絕聽訓時怒罵他們(或是叫他們的家長來)。
到頭來，大多數的年輕台灣人與比他們早的世代幾乎沒有什麼反抗的概念。少數人則是藉由在國外留學或是因接觸外界的資料、文學等等而習得這個概念。落在他們肩上的是個巨大的任務，他們必需吸引更多民眾認同他們的訴求，並說服這些人相信為了悍衛己身的生活方式而承擔風險，縱使過程不舒適，仍是一種有價值的追求。這工作真是個屎窟，他們之中許多人的手段會被貶責為「暴力」、「非理性」以及「不民主」，但是在這個階段，在這個政府機關與司法的責任受到干預而無法正常行使之時，照規矩玩或許正是輸掉比賽的最好方法。如果這個社會運動得到足夠的動能，那些尚潛沉在政府裡與國民黨內的合縱將會加入反對者的行列並對政府造成的更大的壓力。不過，這只有大家試了才會知道。
學習永遠都不嫌晚。「反抗之人」(L’homme révolté)，法國哲學家阿爾貝‧卡謬(Albert Camus)曾在他的同名書籍裡以一個「不」(no)字來定義它。這個「不」是什麼意思呢？別的先不談，它乃是斷定語句(affirmation)，「事情已經這樣子太久了」；「直到現在，是，但是在這之後，不是」；「你太超過了！」；「這裡是你不可逾越的界線」簡單地說，即是一種對於分際、境界線的決斷，以及起身迎戰的意志，用以對抗任何意圖威脅要跨過界線的逾越之舉。「我反抗，故我在」(Je me révolte, donc nous som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