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5日 星期日

[轉譯]原住民族護照在厄瓜多宣告民族自決權/Manuela Picq and Marc Woons


基丘瓦族護照的封面(Photo © Manuela Picq)

 
(本文轉譯自:Manuela Picq and Marc Woons, Indigenous passports assert self-determination in Ecuador, IC Magazine, 2015.10.23,轉譯後經出版社同意。感謝IC Magazine雜誌編輯部。)




在2015年10月12日,原住民抵抗紀念日(the day of Indigenous Resistance,譯註一)當天,關坦貝爾(Carlos Pérez Guartambel)以一紙基丘亞族(Kichwa)護照入境厄瓜多。他的行動讓移民局主管們感到困惑「我們先前從沒看過這樣的護照。」稍後不久,他們決議這個護照「不是有效的證件」。

關坦貝爾是一位原住民律師與厄瓜多基丘亞族聯邦國的主席(The Confederation of Kichwa Peoples of Ecuador, ECUARUNARI,譯註二),他援引厄瓜多憲法為他的基丘亞族護照申辯。他論道「憲法第一條確立了厄瓜多是個多民族國家,並且有超過二十條以上的條文承認集體權。」並且堅持發行護照是原住民族自治與自決權利的核心面向。

移民局主管不知道該怎麼辦。僵持了三十分鐘後,官員同意蓋丘亞族護照是一種身份辨識的形式,在關坦貝爾的入出境單(immigration card)上蓋章(不是那張護照)並且允許他進入厄瓜多。


不過幾個小時後,厄瓜多國家官員反悔並且否決基丘亞族護照的有效性。這可見於一段由內政部出入境局發布的影片裡。內政部長塞拉諾(Serrano)在推特上嘲弄這張蓋丘亞族護照是「異想天開」,還貼出一張合成版的護照,頭像欄換成卡通人物。外交部長也跟進,社群網站一下湧進來自官方對於原住民政治權威的挑釁與嘲弄。

pic.twitter.com/kMZR7uMuAL
(譯者不負責翻譯圖中部長說的話:這個由關坦貝爾拿出來的夢幻護照為他贏得了這個[卡通]角色!不錯笑!


政府的挑釁態度反而提示了原住民護照不只是無效的空想行動。相反地這些護照乃是自決權的法律行動。因此使用基丘瓦族護照入境厄瓜多標示了泛安地斯原住民族在政治上的一個里程碑。


基丘亞族護照
 
這也是原住民族首次在厄瓜多發行官方護照。原住民運動人士也將這次事件當成是自決權的一次勝利。媒體以全國新聞的版面大幅報導關坦貝爾於10月12日抵達時手持護照的樣子。稍後的下午,厄瓜多基丘瓦民族聯盟(ECUARUNARI),一個由18個原住民族建立於1972年,代表14個不同民族的組織,在基多(Quito,厄瓜多首都)集會並且發出300份護照,其中一份交給基斯培(Salvador Quishpe,譯註三),孟若那與欽奇佩的亞馬遜省(Amazon Province of Morona-Chinchipe)首長。在頒布護照的儀式裡,基丘亞族領袖堅定地說原住民族護照就和先祖的醫學、文化受容教育與原住民族正義一樣有效--何況這些都是厄瓜多自己承認的。

基丘瓦族護照本身代表了原住民族的哲學與政治。它的封面是一個印加十字(Chakana),這個千年的安地斯十字帶表了複雜的宇宙觀,周圍環繞著克丘瓦與西班牙文字—「Plurinacional Kawsaymanta」及「Beyond colonial borders-resist and resistance will make you free.」(超克殖民的境界線-反抗,為了你的自由而反抗。)



基丘瓦族護照的封面與封底(Photo © Manuela Picq)

護照的背面是厄瓜多基丘瓦民族聯盟的旗幟與安地斯宇宙圖的標誌,旁邊排列著18位創立該組織的人名。「一個民族若忘記自己的過去,那個民族也就失去了未來。」翻開內頁,首頁引用了國際勞工組織記載著自決權的169號公約與聯合國2007年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聯盟的印章核效該護照與持有者身份。

 
基丘瓦族護照的內頁(Photo © Manuela Picq)


每一頁的底圖都有歷史領袖人物的形象,例如卡特里(Tupak Katari)、里奧(Manuela León)、卡庫安構(Dolores Cacuango)與鞏多(Lázaro Condo),以及他們的格言,均以基丘瓦文與西班牙文並列。封底內頁有行字提醒我們原住民族構成世界約5%的人口,並且對這個世界約85%的生物多樣性扮演著保護者的角色。

基丘瓦族護照本身呈現出安地斯民族的獨特宇宙觀;不過它在與原住民族護照有關,更大的原住民抗爭裡也被當成是正面對抗殖民國家的行動。

 


原住民族護照對抗國家邊界

今天的基丘瓦族護照呼應著原住民族護照的議題,2010年,澳洲的原住民臨時政府(Australia’s Aboriginal Provisional Government, APG)發行他自己的護照給來自斯里蘭卡的政治庇護尋求者,等於是正面反對澳洲聯邦政府拘留這些來自「印尼孔雀港的難民」(Merak Refugees),因為聯邦政府這麼作是刻意拒絕履行1951年聯合國難民公約(1951 UN Refugee Convention)的國際義務。原住民族護照的發行不只譴責無人性的澳洲難民政策,同時也在外國移民與被迫離開自己土地的第一民族間建立連繫。護照也表達了原住民族的政治權威性並且不承認國家律法是唯一的主權力量。

克丘瓦族護照的發起最初也是錨定在一個與移民政策有關的特殊案例。這個構想起於關坦貝爾的伴侶在去年八月簽證忽然被撤銷並被指控「參與政治活動」,而她則因此面臨驅逐出境。馬內拉‧皮克(Manuela Picq),一位法籍巴西記者與學者在那場8月13日的和平示威活動裡與關坦貝爾遭到毆打與逮捕,隨後還被當成非法移民拘留。她被驅逐出境部分是因為審查,部分則是因為該國對原住民領袖的長期政治仇恨。原本的構想是要給皮克一張基丘瓦簽證以讓她進入原住民的領土,後來演變成製作出一張克丘瓦族護照通行一個聲稱受到官方認證的多民族國家。

2008年的憲法界定厄瓜多為多民族國家,同時也確立了普遍公民權的概念,並且保障自決的集體權。總統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甚至在2015年聯合國總大會裡宣布他自己反對國家邊界與排除移民的移民政策。然而,實際上厄瓜多的原住民族一直被強制遷出他們自己的領土,且移民政策不斷地被用來消音並審查政治異議者。

在澳洲,原住民帳幕大使館(Aboriginal Tent Embassy)的梭柏(Robbie Thorpe)曾提到殖民國家的偽善手段,即對著一塊它從未合法行使過法律主權的土地宣稱其具有否定政治庇護的權力。移民在今天面對的是這樣的種族主義與帝國主義政策,而這些在過去幾個世紀中也同樣用來剝削原住民族。在厄瓜多,關坦貝爾宣告他的民族有權頒行護照來鞏固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國家所共享的主權。不論是在厄瓜多或是澳洲,頒發護照的權力都是在挑戰國家定義的邊界。 

 

護照:主權與自決權之間的孔隙

 
作為一種外交行動,基丘瓦族護照招喚出原住民族護照在加拿大與美國的長期歷史。在1923年,而這或許也是第一次豪德諾索尼族(Haudenosaunee)護照的使用被承認,該族的統領德斯卡汗(Deskaheh)從現在的加拿大海龜島穿過大西洋,企圖推動豪德諾索尼族國族主義。他的目的地是位於瑞士的國際聯盟,在那裡他遊說各國代表承認他的國族,這樣他的族人才能夠受到保護,因為當時的加拿大政府處處干涉他們的事務,直接違反了「兩排貝殼串珠條約」(Two Row Wampum Treaty)與其他國際協議中建立的原則。雖然最後沒有成功,不過儘管受到加拿大與其盟邦如英國的激烈反對,尼德蘭當時仍堅持將德斯卡汗的請願書上呈給國際聯盟,否則他的發聲恐怕連被列入考慮的機會都沒有。與這類似,在1977年,尼德蘭支持國際承認德諾索尼族護照的呼籲,同樣也受到了其他來自國際性的強硬反對。不過在當時,有28個國家同意接受德諾索尼族護照,雖然在近幾年因為一些國家(包括尼德蘭)立場改變,數目已經減少。

德諾索尼族護照在2010年成為關注的焦點,當時該族的伊洛魁聯邦袋棍球隊(Iroquois Lacrosse team)試圖用這個護照參加[於英國曼徹斯特舉辦的]袋棍球世界錦標賽。由於英國政府拒絕承認這個由六個民族聯邦頒發的護照,即使後來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介入協調此案,這支球隊還是錯過了錦標賽。由於沒辦法用他們自己的護照回加拿大,這個代表隊最後先坐班機到紐約州匹茲堡,再開車回加拿大境內。2015年,伊洛魁女子袋棍球隊重申他們她們對於原住民護照的立場。這支德諾索尼19歲以下女子袋棍球隊(The Haudenosaunee under-19 women’s lacrosse team)退出該年國際袋棍球總會在蘇格蘭愛丁堡舉辦的U19女子世界錦標賽(FIL U19 Women’s World Championship),因為她們被禁止使用伊洛魁六族聯盟(Rotinoshonni)發行的護照。

這些努力只有有限的影響力,在當代世界政治裡,原住民權力的促進與承認主要戰場在於將自決權予以合法化。六族聯盟指出自決權的概念可回溯自17世紀時他們與荷蘭簽定的第一個條約,名為Guswhenta,或稱「兩排貝殼串珠條約」。同樣地,克丘瓦民族聯盟決定將國際勞工組織169號公約與2007年聯合國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列入基丘瓦護照時,也是要提醒這些國家他們有義務要在此時此地遵從原住民族自決。
 
其中關鍵問題在於護照在今日世界中的實際意義到底是什麼。它們不只是旅行文件,也表達出國族身份與一個人在這個由民族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裡處於什麼位置。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原住民族才要發行護照,以此抗議那種為了在國際旅行,就必得持有殖民國護照的義務。它們也是一種重要手段,讓廣大眾多的民族用以證明並表達他們的公民權乃是一種由外部建制關係所構成的形式。法律或其他專研自決權的學者告訴我們,這種來自國與國之間的外部認可與相互施壓一直是自1945年以來,何以原住民族的主張,至少是在美洲、紐西蘭、澳洲,能夠持續獲得力量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基丘瓦族護照具現了原住民族爭取政治承認的重要奮鬥。這不是虛晃一招。相反地,它是種法定主張,有力地對抗著數個世紀來的殖民主義。這也正是種民族自決權的實踐。 




關於作者:

馬內拉‧娜維勒斯‧皮克(Manuela Lavinas Picq)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她是厄瓜多聖法蘭契斯卡基多大學教授,目前也是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desiguALdades.net的研究員。

馬克‧伍恩斯(
Marc Woons)是位哲學家,他的著作重心放在當代原住民族與主權國家間的關係。他目前是比利時魯汶大學,政治哲學魯汶研究中心(Research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Leuven (RIPPLE) Institute at KU Leuven)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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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註一:原住民抵抗日(the day of Indigenous Resistance),原本是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的日子,後來更正為以原住民族的反抗為紀念主體,節日也隨著不同的美洲國家而有不同名稱。其中委內瑞拉與尼加拉瓜即定為原住民抵抗日。

譯註二:厄瓜多基丘瓦族聯邦國(The Confederation of Kichwa Peoples of Ecuador, ECUARUNARI),創立於1972年,成員以蓋丘亞原住族為主。基丘亞族(Kichwa)是厄瓜多說基丘亞語的民族,他們本身也是南美庫斯科族的一部分。

譯註三:薩爾瓦多‧基斯培(Salvador Quishpe)是厄瓜多的首位原住民地方首長,為薩拉古羅(Saraguro)族裔。他曾擔任厄瓜多原住民族聯盟 (CONAIE)的主要領袖,以及厄瓜多國會議員。

譯註四:豪德諾索尼族曾為歷史上強大的美洲原住民族聯邦,又稱為伊洛魁(Iroquois),居住在北美洲東北方,範圍橫跨美國與加拿大境內。

2015年4月1日 星期三

[轉譯]台灣當局同意以「一個中國」原則申請加入亞投行後,抗爭再起/寇謐將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於總統府前抗議    圖片來源:The Diplomat

(本文轉譯自:J. Michael Cole, Taiwan Applies to Join AIIB Under ‘One China,’ Sparking Protests, The Diplomat, 2015.04.01。)



在政府一意孤行地宣布臺灣將會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簡稱「亞投行」)──一個由中國創設的國際金融組織──之後,數十位年輕的抗議者於3月31日傍晚在位於台北的總統府外與警察和保全發生衝突。

在台北表達了加入亞投行的興趣後,北京方面表示歡迎台灣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加入。北京的說法亦指定了台灣必須透過台灣事務辦事處(Taiwan Affairs Office,以下簡稱國台辦)來申請,該單位在國務院下負責臺灣關係事務。北京不承認台灣的主權,並認為台灣是它的一個省份,未來不排除以武力「統一」 (re-united)台灣。在這篇文章撰寫時,台灣將以什麼名義加入亞投行仍不清楚。

台灣的行政院大陸委員會(Mainland Affairs Council,以下簡稱「陸委會」)是政府負責中國關係事務的單位,於3月31日晚上七點將參與意向書傳真至國台辦。國台辦將會把台灣的申情案移送至亞投行的臨時秘書處。

批評者表示透過國台辦點頭同意的方式,而不是經由加入國際組織的正常管道,台北似乎也承認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一個中國」架構,作為「兩岸交流」(cross-strait exchanges)的前提在近幾個月來多次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重點重申,但是在台灣境內只得到少數民眾的支持,大多數人皆珍視台灣作為事實(de facto)獨立的國家。

馬英九總統於3月30日在一場與國安會與部會首長的會議中決定要加入亞投行。他的幕僚稍後在當天傍晚發布了一份聲明,表示台灣正著手加入亞投行。這個決定--在僅僅五天內達成--乃是閉門決策。中間沒有經過任何立法院、反對黨或是社會上的諮詢,因而激起了馬政府又再次地與中國搞「黑箱」協議的指控。

去年3月18日,在同一個政府想要與中國強渡「黑箱」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ross-Strait Services Trade Agreement)後,數百位社運人擔心這個協議將會侵害台灣的經濟與主權,遂突襲了位於台北的立法院,並且在後來的24天裡佔領了議場。

在這個星期二晚上,大約三十名的黑色島國青年陣線成員--這是一個參與2014年太陽花立院佔領運動的團體之一--開始在台北的總統府外面抗議。這些抗議者很快地被幾十個總統府的保全人員制服。部分成員在幾波小衝突中被警察帶走。大約晚上11點左右,警察開始將抗議者丟到警備車上。如果去年的太陽花社運還有續攤的話,這場發生在3月31日傍晚的自發性抗 議或將會帶頭成為一顆越滾越大的雪球。

針對政府突然宣布的決定,反對黨民進黨認為「台灣是民主社會,但我們的總統竟然一人作主、黑箱決策,過程荒謬、藐視民意,且申請意向書竟由國台辦提交,國人絕無法接受。」

「我們不會自外於區域組織的參與,」民進黨方面接著表示「但是不能忽略民主決策程序,也絕不能傷害主權、國格與國家利益。」

「加入國際組織是很重大的事情,亞投行是由對台灣堅持『一中原則』的北京一手主導,...(中略)但政府事前沒有完整的評估和方案,各部會首長在國會接受質詢時都還持觀望及保留態度,但竟然由總統倉促決策,藐視民意,未向國會報告,更沒有跟社會充分溝通,...(中略),做法荒謬至極,視國家體制如無 物...。」民進黨發言人如此表示。

回應批評者,政院首長毛治國表示台灣加入的前提是「我們必須要被尊重」。此外他沒有進一步說明。

在一場於3月31日深夜召開的記者會裡,陸委會主委夏立言只有非常簡短地表示,加入亞投行將「(譯)有助於台灣經濟。」

亞投行被認為是針對現有的全球經濟組織,像是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世界銀行(World Bank),以及美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的挑戰。在多達40個國家表達加入這個草創組織的意願後,一些分析師將這個北京在背後撐腰的亞投行描述為「不僅是對於亞洲經濟的未來有相當大的影響...[而且]對於亞洲改變中的政治與戰略秩序的影響更大。」美國方面則擔心這個將在該區域裡提供基礎發展建設借貸的亞投行或許無法達到高 標準的信貸管治。


(2015.4.1 5:19 修訂註:「中國總理習近平」應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內文已更正。)


2015年3月11日 星期三

[轉譯]殖民主義就在當下:學者兼社運人葛蘭‧寇韶德談論原住民與反資本主義抗爭之間的關連/Andrew Bard Epstein



一位原住民戰士盯著加拿大的軍隊士兵,攝於1990年代「奧卡危機」(Oka Crisis)期間

(本文轉譯自:Andrew Bard Epstein, The Colonialism of the Present, Jacobin, 2015.01.13,轉譯後經出版社同意。感謝Jacobin雜誌編輯部。)



1990年3月,來自卡內薩達克(Kanesatake)的武裝戰士──莫霍克族(Mohawk)的在加拿大的其中一個社群,他們組成了最東邊的豪德諾索尼(Haudenosaunee Confederacy)聯盟國──築起了路障來防止一座私人高爾夫球場擴建至他們的土地上。四個月後一批警察開始入侵,衝突的結果導致一名警官死亡,以及近3000名士兵被派駐當地。來自卡那為克(Kahnawake)的莫霍克族則合力阻斷了通往蒙特婁的梅西耶橋。隨後則是78天的對峙。

對加拿大政府而言,這次原住民起義──在殖民者的記憶裡則被稱為「奧卡危機」(Oka Crisis)──是上世紀後半範圍最大且花費最多的軍事行動。「從殖民者的優勢角度來看」學者與社運人葛蘭‧寇韶德(Glen Coulthard)寫道「印地安人國度已經超過他們的掌控之外了」確實,1980年代晚期他們就已見識過原住民為了悍衛土地、文化與國族,而在加拿大聲稱所轄境內各處此起彼落地發起武力抗爭。

在加拿大歷史裡--[美利堅]合眾國也是一樣--大多數對抗移民者殖民主義(settler-colonial states)的抗爭總是遭遇到迅速且兇殘的暴力對待;其他較「安定」的年代則帶來了各種融合、滅族式的同化政策。不過在過去幾十年來,特別是發生在奧卡附近的衝突後續,爭鬥的場域似乎被懷柔了。

官方的委員會開始被設立來研究這些「問題」。並且說著更友善的話語。歷史錯誤被承認。錢也砸了下去。藉此產生了一種用以治理加拿大的「原住民事務」的新典範:承認及和解(recognition and reconciliation)。

透過委員會、法院與議會,加拿大人國度開始承認某些文化權力、有限的政治主權,以及某些土地權力─但這些只在不干擾資本累積或資源剝削的情況下才成立。在2008年,史帝芬‧哈柏(Stephen Harper)甚至為原住民兒童在加拿大寄宿學校裡的待遇而簽署某種像是道歉信的聲明--但隨即很快地提醒他的國民,表示他們「沒有實施殖民主義的歷史」。

寇韶德拒絕這種翻轉。他是黃刀城德內印第安第一民族(Yellowknives Dene First Nation)的成員,以及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的新書《紅皮膚‧白面具》(Red Skins, White Masks)乃是一本具煽動力的反殖民理論的小冊子以及一份更新後的還我土地運動宣言(a manifesto for renewed land-based action)。

寇韶德闡述了法蘭茲‧法農探討殖民式「錯認」(misrecognition)的破壞效應,並宣揚一種「有紀律地維持憎惡」(disciplined maintenance of resentment),一種「政治化的憤怒」(politicized anger),以此來正面拒絕未曾止息的殖民式土地占用--不管它口氣是惡言惡語或是好聲好氣都一樣。

安德魯‧巴德‧艾普斯坦(Andrew Bard Epstein)上個月與寇韶德對談他的新書,談論到他如何藉由對馬克思主義研究進行批判性運用,以理解並對抗加拿大移民者殖民主義,並論及原住民抗爭與非原住民左派間的關係--這些議題在加拿大仍然比在美國要前進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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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殖民主義的壓制與掠奪是如何改變他們的作法,以回應經常是軍事性的原住民挑戰,這種變化又造成什麼效應?

一直到1951年,殖民支配的結構在加拿大可說是相當地清楚明確。它無意去遮掩或隱藏它自己,就像法農(Fanon)可能會說。原住民族在他們對抗國家的抗爭裡幾乎無法主張自己的權力,特別是對於政治主權與土地的問題上更是如此。

到了1951年,印第安法案(Indian Act)開始有了重大改變,過去這個法案完全是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的產物,並且以此治理了可說是加拿大境內法定印第安人生活的一切面向。這些法令上的改變允許原住民族進行政治性集會。他們可以聘律師控告國家。在1951年以前,這不但違法,而且可以處以拘禁。

這些改變在基本上讓原住民族開始在法律與政治上進行動員,並且建立組織來保護他們在土地與治理上的權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上世紀後半公眾組織活動與各種土地為訴求的直接行動均達到一個高峰。

這些一直持續發展到1970與1980年代。加拿大的反應則是抑制它、操縱它,並試圖河蟹這個確實在解維穩的反殖民運動,因為它不斷地攻擊加拿大的真正痛處,即它的經濟─這個運動阻撓建設性的資本流通離開原住民領域。所以對抗的情勢也就從一個十分講究所謂融合的支配結構,轉變成講究給予非常官樣文書式的認可,並藉此來協調原住民將國族訴求建立在這個國家的殖民主權上。

隨著時間,然而,原住民族將會開始看到看到這種由國家給予我們的認可形式背後的真相:殖民分化(colonial distractions)。之後你也將看到出現一輪即更直接且更具爭議的抗爭再次出現。接著又會出現另一種形式的認可伴隨其後。大約從1969年開始,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了四五次了。


你是北美地區的原住民學者兼社運人之中,明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範疇的研究並以此來理解移民者殖民主義的少數人。你該怎麼解釋這種少數呢?還有你為何發現它是有用的?

在歷史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者與原住民抗爭之間的關係向來相當敵視彼此,這有很多原因。我總是被政治性地歸類為原住民國族主義(indigenous nationalism),同時也常被視為是反資本主義者。會這樣子,部分原因來自於我跟我自己的社群之間的經驗,這個社群是西北地區的德安族(Dene people of 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或是稱為德安登(Denedeh),目前是加拿大領地。

所以基本上我回頭開始思考殖民主義,並將它當作是一種掠奪的結構。它從根本上就立基於竊取土地與僭用原住民族與土地及其社群間的政治權勢之上。

我發現回到《資本論》第八部裡論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章節很有幫助,因為在那個章節,馬克思認為資本的總合力量藉由「原始」掠奪(“originary” dispossession)連接至殖民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說,這造成了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而這個觀點在後來也發展成為一種關鍵視角,藉此馬克思主義的準則得以理解資本主義。

我所要做的乃是去重建原始累積,並且是以一種我認為是最為真切確實的原初形式,這種角度視掠奪為一種資本式的社會關係,並且具有一種持續且具有積極建構的特徵,但這樣的特徵,在我們的例子裡,同時也是殖民主義所具有的,特別是在移民者殖民主義國家像是加拿大尤是如此。我要做的是提升掠奪的位階,讓它不只是某種背景或是歷史起點,而是在殖民與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再生產裡中持續進行的特徵,一直到我們所處的當下依然如故。

若我們把對原始掠奪的理解奠基在原住民的立足點上,那麼它竊取的不只是土地這樣的物質面向,同時也摧毀了先於資本主義之前就存在的社會關係,進而粗暴地在原住民的土地上強行紮根。這些社會關係不只是基於平等主義的原則,同時對於人與人類以外的世界也有著深刻的互惠關係。

如果我們視這種生產模式的摧毀為某種形式的不義,那麼解殖就意味著在當代裡批判性地重建這些對立於資本主義累積,甚至是對立於如國家這樣的階層式威權的原民社會關係。我花了很多篇幅強調這種社會關係即是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所要摧毀的對象,而對其進行批判性地重建則是一種真正解殖的形式。


對馬克思而言,原始累積是一個粗暴的過程──資本降臨這個世界「滴著血和髒東西」。但是你認為原始累積不僅持續到現在,而且已不再具有粗暴的特質。

這些不同的再生產要素總是同時並存。這點我希望我在書裡有表達得更清楚。例如,在加拿大有超過1200名被謀殺與失蹤的原住民女子,顯示直到現在移民者殖民國那難以置信的暴力本質對原住民女子的生命而言仍然是種持續進行著的特徵,這點並沒有因為所謂的認可,不管是像我所說在土地或自治方面的情況那樣,而得到調解。

原始累積朝向掠奪的結構性動力永遠是暴力。但是,一般來說,當我們談到關於經濟參與、自治權與土地等議題時,它在今天通常都透過認可來協議。當這種認可無法為資本服務時,榔頭就會再度回到現場,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原始累積的早期形態再度出現。

即使在資本論的第八部,你也可以看到對非資本家的生產者、農民等進行的暴力徵收,但是接下來這個論題移到了馬克思所謂的駭人而「血腥的律法」(bloody legislation)並以此將勞工階級規訓及規限至他們終生都該待在那裡的溝渠裡,法律與國家即透過這種意識型態的作用進行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

因此,如果我們要去思考所謂的認可也是這種意識型態工具的一種,那麼它也是將原住民族的自我理解規限在調節自身與不對等的殖民關係以及資本主義累積對他們土地的侵占之上,而這終究也犧牲了他們作為原住民族的最佳權益。


你要求將殖民關係的討論層級提升至資本關係之上以理解原住民抗爭。這樣的轉移在政治策略方面意味著什麼?

這是一個遠比其他更好的視角,藉此我們能夠了解是什麼樣的動力形塑了原住民族與像加拿大這樣的移居者殖民國家之間的關係。所以再一次地,我們看到了掠奪具有建構性的面貌,不只是對資本主義而言,對於這個地方的持續殖民亦是如此。這種結果之所以重要,有很多理由。

在加拿大的毛皮交易之後,原住民勞動力在資本累積與以及貿易形態經濟剛起時出現的民族經濟裡並不佔有中心位置。取而代之的,現在仍然如此,乃是國家與工業對於先前理應位於民族自決底下的土地與資源的任意取用─這即是種殖民關係。

這並不是說對於資本或是加拿大國家而言,無產階級化以及將原住民族規訓於薪資關係底下不再是一個值得持續注意的議題。事實上它仍然是。但是這些觀察缺乏了一種更高瞻遠囑的未來,並且無視於國族本身乃是由眼下的土地與資源為基礎所構成。

跟加拿大社會主義左派一直掛在口上的說法比起來,這樣的理解將基於土地的直接行動置於一個更加革命性的位置。我們仍然認為現實的轉型工程與左派組織工作產生於城市或是工人階級之間。但是我想在像加拿大這樣的移局居-殖民政治經濟的格局裡,它的經濟很大部分仍舊是基於自然資源的汲取與剝削,因此原住民的土地運動對於基進的社會改變運動裡必然佔居關鍵且重要的位置。


你如何去描述今日加拿大的社會主義者/勞工左派與第一國家之間的關係?

目前情況已有改善,這是因為領頭的反殖民原住民抗爭最近已經進行了二年,特別是「不再怠惰」(Idle No More)運動,以及也理解到,這種理解較過去已有增長,加拿大已經回頭轉向一種立基於併吞任何腳下事物的經濟策略,意即土地經濟。這一點確實將原住民族置於重要的革命性角色。

之所以如此有很多原因。一個是加拿大喜歡主張它之所以以資源為基處以及以榨取主義為動因的經濟策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把我們的經濟依賴從更危險的地方切分開來:骯髒的石油、血鑽石,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在這麼說時,他試著呈現出併吞我們這裡的土地乃是一種面對敵對性地緣政治時的道德回應。

第二,新自由主義在1970與1980年代成為霸權後,我們目睹了加拿大手工製造業的衰退,而擺脫這種衰退乃是藉由產業外移至南半球的方式來達成,在那裡有更便宜的勞通與較少的勞工保障。

如果你的手工業基底已經衰退,然後你以這樣的地緣政治理性來合理化剝削國內資源的粗暴手段,接著再把你的政治經濟學置於這些手段上,那麼在我看來這些願意挺身而出、阻擋或阻撓這種經濟動力的社群,對於任何追求國家與經濟基進改變的運動而言確實十分重要。

現在,我不會說我們不考慮階級鬥爭的重要性。我只是讓階級鬥爭,以更為透徹的方式,與原住民族的反殖抗爭齊頭並進,而這種抗爭經常也是立基在悍衛土地與生活方式之上。


圍繞在文化或是認同的政治經常被批評為脫離更急迫的經濟重新分配的任務。
不過你認為在歷史上,原住民對文化自主權的要求已經明確地質疑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與國家權力。這是怎麼發生的?

我對文化的理解,這種理解是透過我跟我自己的社群的關係而形成的,我將其視為在存有論的層面上很好地切合著馬克思稱為「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的擴大運用─不是一種化約式的理解,像是底層與上層之類的──而是將其理解為,如馬克思在幾篇文章中提到,一種「模式」(mode)或是「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不只涵概了產製的力量與關係,也包括了構成社會整體性的思想與行為模式。

我想到德安族人(Dene)在1970年代所要求的文化認可就包括了這些事物:政治的、精神的與經濟的。這些關係與這些領域的特點在於它們乃是基於對互惠關係的運用,而這種關係描繪出不只是殖民主義,連同資本主義在內對於自然世界的支配是具有深遠且普遍的傷害與錯誤的。當你把這當成是種文化底層構造並據此來主張悍衛權利時,它就具有普遍的反資本主義與反殖民的性格,這也表達在我們於1970年代的抗爭中。

我認為實際情況是─而這正是法蘭茲‧法農(Frantz Fanon)對於認可的洞見中至為關鍵之處──我們試圖以認可[原住民]國家的方式來協議出前述的社會整體性。正如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與其他地方所示,這樣的認可若缺乏現實鬥爭或對抗,永遠都會被主人(master),在這個例子是殖民者,依照自己的利益所決定。在殖民脈絡中,這是一種位在認可的協商與交換之上的結構限制。

法農闡述的第二個洞見來自於他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的經驗,藉由不對稱的認可形式所形塑政治主體性,最後反能讓我們將這些殖民認可形式視為一種從我們的主人御賜給我們的正義之舉,或者以法農的話來說,是一種「白人的自由」(white liberty)與「白人的正義」(white justice),並以此來模糊殖民關係。對法農來講,這種認可政治學恆常位於殖民主義再生產的中心地位。

近三十年來的協議及所獲得的認可形式──不管是透過主張國家領土的過程,透過國家自治的過程,或是透過憲法認可─已然以許多方式形塑出原住民族認同,而這些方式同時也模糊了殖民主義的銳利邊界(sharp edges)並且反使它變得可以忍受。

偶爾每隔一陣子,這個國家就會做出一些事情來自暴限制,甚或暴露出它的意圖──例如動用暴力,若有必要的話,來維持著取得原住民族的土地與資源的通路──然後你就會看到抗爭就發起於這些時候。通常在某些危機裡,這個國家會等到問題非解決不可的時候再後退一步,並釋出各種認可與姿態以再次地換得和諧。

其中有趣的是哈柏政府同時是不懷好意的新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保守主義者。

他們的社會保守主義鄙視第一國族與任何無視於他們以新自由主義努力迎合市場的原生事物,特別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方法可以安撫原住民抗爭而不致於引起原住民族反感使他們奮不顧身投入抗爭中,尤其這個政府會提供各種形式的認可,並透過市場整合等方式使原住民族也成為自己掠奪自己的一份子。

我們目前的政府似乎非常痛恨原住民,以致於他們正開始挑起與原住民族之間一種真正敵視與挑釁的關係,我想總有一天這國家跟頭會栽在這上面的。


聽起來你並不接受史帝芬‧哈柏的2008年道歉文。

我徹頭徹尾且毫不猶豫地拒絕接受他的道歉或是那種要跟你和解的虛情假意,這種假和解早就開始了。


為什麼他的道歉在你看來是如此問題重重?

這個道歉文與其周邊的部署,像是那個「真相與調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其整個調解本身的論述,乃是基於對歷史時期的界定,意即設定過去的犯罪行為如今已不再被實行,所以現在我們要處理的就只是一堆受傷、受創的原住民主體。像是我們受傷了,但我們還沒癒合,我們困陷在過去當中,因此我們需要進行和解並向前看,然後去原諒。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繼續在調解的論述裡保持著那些被指出的傷害,像是憤怒、憎惡、幻想與復仇慾望,乃是以一種情緒的宣泄來標定出這個移民殖民主義仍然持續進行的特徵,這種標定方式不但合理並應該被擁抱為一種批判意識的形式。他們同時也能產生直接行動與反抗殖民不義的意願,而這樣的不義目前仍然大量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


近幾個月,針對警察謀殺艾力克‧加納(Eric Garner)與麥克‧布朗(Mike Brown)的抗議活動所採用的某些策略,至少對我而言,似乎讓人聯想到某些原住民在加拿大的抗爭手法:像是包圍及封鎖--就算只是暫時的--大眾基礎設施,舉例來說。
你有在這些抗爭中看到關連嗎?

這種封鎖策略,像是藉此阻礙重要設施與資本流通是很重要的手段,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表達對一個普遍濫用暴力、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國家的憤怒、憤慨與憎恨,這才是我看它們相近的地方。

在《紅皮膚,白面具》裡,我梳理了這些負面情緒在產生基進政治與運動中的重要性。這本書裡討論憤怒與憎惡的章節對我而言是最有挑戰性的一章。因為憤怒與憎惡通常被認為具有負面意義,被當成是不斷地消磨、平撫或是自我毀滅。我總是認為這是對受殖與被壓迫民族的憤怒與憎惡所施加的錯誤呈現。

就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針對這種負面再現的真正的解毒劑,這種憤恨形態乃是因為對社群的深刻之愛以及對自我的愛而生,同時也是因為兩者都持續被國家認可的白人至上者與殖民謀殺者所侵犯。這種形態正在美國各地引發激烈效應,正如兩年前在加拿大發生的「不再怠惰」運動一樣--如今這也發生在被謀殺與失蹤的原住民女人與女孩議題上。

這些[殖民者]暴力正顯露其中的原始暴力(originary violence),這也被馬克思稱為「原始累積」(primitive accumulation)。它正運用,透過血與火,各種原始策略以持續再生產出我們受殖與被普遍激進化的現狀。我確實看到其中有許多重疊與很有趣的關連性,而這些關連還需要進一步地培養與建立,以成為一種真正的解殖聯盟政治。


禁止拱心石四十號油管工程(Keystone XL pipeline)的抗爭似乎已經變成帶頭範例。你的族人已經為這個油管抗爭幾十年了。你有什麼建議嗎?

我所關注以及我堅持的其中一點是,這不能被架構為單純的環境議題,而是必須成為一個解殖性議題並且要透過原住民主權的角度來進行架構。環保主義者太容易用一種工具性的方式(instrumental way)發出盟友卡。一個解殖的研究架構是有必要的,特別是在你要論證原住民族的抗爭,連同在他們覺醒後所帶來的另類文化基礎,如何在阻礙這些草率發展計劃的抗爭中位居關鍵位置時。

將原住民的社會關係,包括了其權威與權力在內,重新置回那些被壓榨主義的產業所剝奪與吞併的領土上,以及重置他們與移居者社群間的關係,這些乃是關鍵所在。這樣的視野需要一種實質(substantive)而非工具性的團結形式。它需要的團結乃是圍繞著原住民族對於土地、自主性與主權的關係性思考而組織。


在《紅皮膚,白面具》的結論裡,你在原住民起義與解殖方面闡釋了五個主題,其中有一些我們已經論及。
不過我們還沒討論到的是你的第四個前提,即性別正義在解殖中的必要性以及必須對抗你所謂的「移居者殖民者誤認的厭女症」(misogyny of settler-colonial misrecognition)。

關於這一點,在移民者殖民式掠奪的外來父權本質(hetero-patriarchal nature)方面,書中的很多洞見都要歸於那些起身與此對抗的女人們。所以你提到的那個「移居者殖民式厭女症」(settler colonial misogyny),舉例來說,乃是我從我在安尼夕阿比族(Anishinaabe)的女性主義同事朵麗‧南森(Dory Nason)那裡得到的洞見。

任何以解殖為題的人不再能夠不同時致力於終結我們社群裡的性別歧視與性別暴力,因為這就是殖民主義如何能夠在歷史上運作,並且一直持續至今的原因。

從歷史上來看,男性主導的抗爭一直傾向優先處理主權並且擱置原住民「女性議題」,就好像這是某種可處理也可不處理,或是認為只要獲得主權就可以簡單處置的事物。這不僅不充分,而且也再生產出各種原住民成年女性與女孩在今日社會所面對的暴力,這種暴力的施加既來自國家與非原住民群眾,在今天也來自於原住民男性之手。


在尚-保羅‧沙特為法農《地球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所寫的導言中,他提醒歐洲讀者「這本書所說的內容經常和你們有關,但卻不是對你們講的。」你的書與移民者有關。它是對著移民者講的嗎?
這本書同時講給原住民族與移民者社群聽。我喜歡想像它是存在於這些原住民族間一種對話,他們一方面已經厭倦於這個國家給我們的虛假承諾,另一方面也已厭倦於我們社群與領導階層之中某些已被拉進去玩殖民遊戲並損害我們的健康與土地者。

這也是一個嚴肅的論題,特別是針對左派,這挑戰著他們必需要更認真地看待這些抗爭,以及必需要承認其中的革命性潛力與原住民族的主體性,並且找出更好的方式來支持他們,而這也是為了我們能彼此照應之故。有很多左派的地位一直是建築在對共有物的反覆使用上。而所有這些[共有的]框架確實都體現在殖民的基礎上,並且經常是未經省察的。

就像是沙特與法農過去所作的,我交談的對象乃是在受殖者之中,但我也試著去說服那些左派要更嚴肅地看待這些議題,並希望藉此能夠終結掉他們在這個持續剝奪原住民土地與生活方式的過程中無意間成為共謀。



2015.3.12修訂註: 內文中「在尚-保羅‧沙特的《地球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導言中」,改譯為「在尚-保羅‧沙特為法農《地球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所寫的導言中」,原文為「In Jean-Paul Sartre’s introduction to Wretched of the Earth

2014年3月18日 星期二

(轉譯) 反抗的人/寇謐將


「捍衛民主120小時行動」的第一天,深夜裡的立法院前 2014.3.18 譯者自攝

(本文轉譯自:J. Michael Cole, L’Homme révolté, The Far-Eastern Sweet Potato, 2014.03.18,經作者同意後轉譯。)

台灣人是種教育系統下的產物,而這種系統不利於反抗精神的發展。當少數人藉由自曝在舶來的思想中以顯影出反抗的概念時,這恐怕仍不足以讓他們改變這樣的系統。

當我昨天晚上很晚還在台北捷運車上時,我忽然有種衝動,很想從車內所有被擄走的心靈手上奪取所有的智慧型手機--這實在是近年來最邪惡的發明--然後把它們通通砸成碎片。我想像我會檢查每一個螢幕以判定是什麼讓他們如此地入神。如果是那些愚蠢的電玩,或是關於晚餐吃什麼的無聊對話,那這隻手機就死定了。如果相反地,手機主人正在詳研那個可怕的非民主行徑,由立法院與乖順的立委們在當天稍早共同犯行,那這個玩意兒將倖免於難。

但是「反抗之人」這個標題說的不是我本人;甚至這篇文章也不是關於我自己,而是關於台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台灣人的自由,而這些現在都遭受重擊。雖然有一小撮議題導向的社運者在這幾個月形成,並對付各項爭論性議題,但我怕這樣還不夠,因為這些相對的小眾還未創造足夠的動能來牽制政府的注意力,而同一個政府則變得越來越不民主。

台灣民主的頹敗,直到最近,向來都是微步漸進,因而讓在位者有投機取巧的空間。然而從去年開始,民主機制下的政府作為與公僕的墮落有著一次重大改變。有幾個因素有助於說明這點,包括了自亂陣腳的反對陣營;中國的習近平掌權;馬英九總統在2012年的連任;以及,在台灣的法律下,這是他最後四年的總統任期。

所有這些因素,還要再加上中國對台海間所謂「進程」的步調逐漸失去耐性--這意味著開啟政治協商討論台灣的未來--以及害怕在馬英九之後的當選者,可能無法,或沒有意願,釋出政治上的利多,這些都讓北京對台北施加巨大的壓力,並使其被迫作出回應。一些顯要人物也已經觀察到馬的政府已經無能藉由允諾讓中國決定議程來開啟兩岸協商,而這種協商作法正是最危險的戰略(或者毫無戰略可言)。

在一年來的違法亂紀後,馬政府的不民主手段終於在昨天施展身手。中國國民黨的立委張慶忠,也是立法院內政委員會的主席,宣布該委員會已經完成審查引起高度爭議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並逕送院會準備表決。此外,其中有個小問題:先前國民黨與民進黨曾協議必需對該協定逐條審查,而張在審查甚至還沒開始「之前」就自行宣布通過。在說明這一步數時,國民黨黨鞭林鴻池表示張慶忠行為合法,因為委員會沒有在規定的九○天內完成協議的審查。

稍晚,行政院發布消息祝賀張慶忠「辛勞」地讓協議通過委員會這關。

可惜這差一點就美得冒泡:三月條款只適用於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s),而貿易協定(trade pact)並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說根本不應該是,基於其對社會與經濟有影響廣泛的後果。同樣的問題,所謂的協定也不是條約(treaty)。該協議反而,較像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位階並不明確,而行政院方面似乎早已有定論,認為將其送交審議就已經是給立法院面子了。

在昨天之前,該協議早就因為爭議而蒙上陰霾。公聽會,僅虛飾地為安撫大眾而召開,是場徹底的鬧劇,異議者通常被大批警力隔離,不得其門而入。協商過程,早已在中國進行完畢,完全不透明,而且當文件在去年六月回到台灣時,即使是國民黨的立委都對該協議廣泛的適用範圍倒抽一口冷氣。

就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一樣,台北和北京表示這個協議對台北比對北京更為有利。如果真是如此,那麼或許我們該訝於為何中國共產黨要一直地指揮它們在台灣的另一半儘速通過該協議。讓他們不耐煩的原因顯然絕不是因為利他或博愛,而是政治性的考量。(這個協議的許多條文將讓中國的統一戰線與心理戰力得以長驅直入,更不用說巨幅地增加把中國人安置在台灣的能力)。

面對黨內的異議者,馬,身兼國民黨主席,祭出只能稱得上是內部獨裁的手段,威脅開除任何在這件事上違背黨意投下反對票的國民黨立委。這個手段很快地奏效,使反對者乖乖歸隊,同時他們顯然也害怕該協議對其選區的負面影響將會影響他們連任的機會。

下一道,也是最後一道,防守線是公民社會。正如我先前提到的,他們的人數很少,遠不如反媒體巨獸聯盟(Alliance Against Media Monsters)、諾努客運動(the No Nukes movement),或是看似已經漏氣的公民1985行動聯盟(Citizen 1985)。這個運動無法吸引更多民眾的其中一個原因,或許在於該威脅的本質看似還很遙遠並且大多十分抽象。協議的優點與缺點幾乎是學院式的爭論,對於一般民眾而言實在過於複雜。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該協議可能被當成是另一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許,就像它的先行者,它沒有帶來太多好處(至少對多數人而言),但它可能也不會造成太多顯著的傷害。當人們的利益不會被直接影響時──在協議被施行,更便宜的中國投資企業把他們攆出市場之前,他們是不會有任何感覺的──他們也不會了解到採取行動的必要。

我和現場一位昨晚徹夜守在立法院前的年輕人談話。這位年輕人剛從夜市裡的工作下班並直接來到立法院。在他爆出幾句,無法見諸紙面,咒罵政府的話後,我問他為什麼他會在這裡。「在夜市裡的大多數人都會被這個協議影響」他說「但他們似乎都一無所知,或者他們大不了就辭職,而不相信他們能夠讓局勢改觀。」

這一點這位年輕人並沒說錯。只要民眾能夠繼續維持他們中產階級的「物質舒適的生活」,或是他們堅信反抗終究是徒勞,那麼他們就不容被打擾。這大多是因為數十年來的戒嚴與教育系統所造成的結果,而這樣的教育系統,直到今天,仍在強調服從以及契合上級領導的公民責任。基本上,這種教育系統早就該在民主化過程與民進黨執政的那八年中接受徹頭徹尾的革新,但這並沒有發生。結果,教育不但不是觀念育成的搖籃,反而更強化了一種以公民為主體的保守觀點。加上絕大多數的教育者──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並不配這個頭銜──戮力灌輸這種觀點到他們的學生腦子裡,不但對學生們的政治關懷大潑冷水,甚至在他們拒絕聽訓時怒罵他們(或是叫他們的家長來)。

到頭來,大多數的年輕台灣人與比他們早的世代幾乎沒有什麼反抗的概念。少數人則是藉由在國外留學或是因接觸外界的資料、文學等等而習得這個概念。落在他們肩上的是個巨大的任務,他們必需吸引更多民眾認同他們的訴求,並說服這些人相信為了悍衛己身的生活方式而承擔風險,縱使過程不舒適,仍是一種有價值的追求。這工作真是個屎窟,他們之中許多人的手段會被貶責為「暴力」、「非理性」以及「不民主」,但是在這個階段,在這個政府機關與司法的責任受到干預而無法正常行使之時,照規矩玩或許正是輸掉比賽的最好方法。如果這個社會運動得到足夠的動能,那些尚潛沉在政府裡與國民黨內的合縱將會加入反對者的行列並對政府造成的更大的壓力。不過,這只有大家試了才會知道。

學習永遠都不嫌晚。「反抗之人」(L’homme révolté),法國哲學家阿爾貝‧卡謬(Albert Camus)曾在他的同名書籍裡以一個「不」(no)字來定義它。這個「不」是什麼意思呢?別的先不談,它乃是斷定語句(affirmation),「事情已經這樣子太久了」;「直到現在,是,但是在這之後,不是」;「你太超過了!」;「這裡是你不可逾越的界線」簡單地說,即是一種對於分際、境界線的決斷,以及起身迎戰的意志,用以對抗任何意圖威脅要跨過界線的逾越之舉。「我反抗,故我在」(Je me révolte, donc nous sommes)

2013年10月23日 星期三

社運實踐策略裡的品味問題(轉譯)

反對惡魔河谷核電廠的抗議者(圖片來自這裡)

(本文轉譯自:Jasper, J. M. (1997). "Tastes in Tactics,"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229-250.)



品味能夠被分類,而且品味也能對分類者進行分類。所有的社會主體,既是被他們自己的分類法所分類,也藉由他們所做的區別來區分彼此,在美與醜、出色與粗俗之間,其中即明示或暗示出他們在客觀分類中的位置。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當我詢問一位「和平母親」(Mothers for Peace)的成員對「鮑魚聯盟」(Abalone Alliance)的看法時,她笑著翻白眼說「嗯,他們對自己人來說有某種魅力在。」然後她謹慎而緩慢地說「如果沒有必要的話,我們是不會跟他們打交道的,因為他們會把我們搞瘋掉。」不過她之後承認「我們很高興他們在這裡,做他們自己的事。他們有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媒體報導方面。」和平母親的成員,我們已經看到,主要是由中產階級與當地中年居民組成,她們在核能紀律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以下簡稱「核委會」)的聽證會裡作證並尋求其他法律策略進行抗爭。她們的成員與反文化的鮑魚同盟成員之間很少重疊。


兩方團體都在「做他們自己的事」,並都藉著一己之力真心誠意地試圖阻止惡魔河谷(Diablo Canyon)核電廠的興建。他們各自有著特別的「策略上的品味」(Tastes in tactics)並導致他們偏好不同的行動途徑,分別發展出某種清楚的勞動分工。和平母親們追求法律途徑來表達異議,在法庭上運籌並避免進行非法活動,相對地鮑魚聯盟則贊助非法或法外行動。這裡有一個抗爭運動裡的普遍特徵:一種不自在結盟,介於各行其道的團體之間,通常彼此在道德感方面只有些微差異。社會運動裡的「運動」這個字眼則經常掩飾了這種深切的歧異性;事實上在許多案例中,這些團體不僅彼此少有往來,甚至不喜歡彼此。


社運的身份識別(Movement identities)能夠在缺乏許多個人或組織連帶的情況下形成,它只需要立基於一種感覺,即有其他志趣相投的人為著類似的共同目標在那裡努力著。鮑魚聯盟的成員,例如,與其他反核團體間並無持續的連繫;在瑪麗歐‧迪安尼(Mario Diani)對於米蘭環保運動的紮實研究裡,也發現每個團體與其他團體間,彼此有持續連繫的數量不超過三個──而且他們還是在同一個都會區。(註一)此外,相對於公民運動(citizenship movements)經常視官方組織為施力點與能見度的指標,近期的後公民運動通常都避開這些組織。尤其在見到1960年代的新聞媒體如何聚焦在少數醒目的領袖與團體上,以及如何扭曲並暗中破壞更大的新左派與相關社運後,形成於1970與1980年代的後工業時代社運團體領袖們,均處心積慮地避免產生醒目的領袖與中央集權的組織。他們認為去中心化的組織對社會比較好,並將其實踐在他們的組織裡。雖然大多數的抗爭運動裡都有許多各自追求不同策略的團體,不過這一點在後工業運動裡特別地顯著(甚至是有意如此)。


和平母親與鮑魚聯盟也例示了結盟的一種普遍類型,特別是在反對科技或環境危害的社運裡,以及在那些居住在抗爭目標周圍的在地人與非在地人之間。1960年代中期在美國境內首波大量建立核子反應爐的浪潮引起了零星的抗議,大多是由居住在預定地附近的居民發起,儘管比例上大多數的反應爐並未被反對。到了1970年代早期,全國性的團體開始出現,這些團體首要關心的是反應爐的環境效應(水的暖化、輻射外洩),其次則是發生意外的機率。專家間的爭論,以及來自國家原子能實驗室內的批判,則將這些議題帶入了大眾的目光下。當能源政策因為1973至1974年的石油危機成為新聞頭條後,拉菲‧納達(Ralph Nader)與其他人讓這個運動擴張為全國性訴求。社運的身份識別首次浮現,連帶更新並撫慰了分散各地的抗爭團體與個人(他們很難從全國性團體身上獲得什麼實際好處)。遊說國會(Lobbying Congress)在核委會聽證會作證以外也成為異議者的主要策略。不過這些策略其實都十分地規矩。


在1975年與1976年之後,反核運動發生了戲劇性的轉向。非法的直接行動,特別是據點抗爭(site occupations),快速地擴散到全國各地的地方性反核行動,並以蛤蜊聯盟(Clamshell Alliance)為開端,該聯盟反對西布魯克核電廠(Seabrook plant)設置在新漢普夏(New Hampshire)。這些策略都伴隨著明確的非暴力行動訓練,以及立基於同盟團體(affinity group)的組織架構。所謂的「聯盟」開始掘起──鮑魚聯盟、山艾聯盟(Sagebrush Alliance)、巨仙人掌(the Saguaro)、犰狳(the Armadillo)─均是由各同盟團體組成的聯盟。這些團體鄙視先前的反核組織採取法律介入(legal intervention)的途徑,反而偏好據點抗爭(site occupations)、駐在紮營(encampments),以及大型集會(large rallies)。某些人甚至願意破壞建築物與設備。所有成員均願意打破法律,有時會在監獄裡耗個幾天或幾周。正如我們所見,鮑魚聯盟是典型的例子。隨著新的策略也出現了新的理念型態(new ideology),將核能聯繫至大企業對利潤無止盡地追求以及美國政府在這些行動中的共謀角色。它也追溯民用核能歷史至其軍事根源,喚起核武擴散的問題。


在這些團體之中,新的策略與理念型態(ideology)吸引了新類型的反核社運份子。大多數加入這些同盟團體的人在反核運動中都是新手,多是因為聽聞據點抗爭在德國懷勒(Whyl, Germany,當地居民在1975年以據點的方式抗議核電廠設立,後來在各方聲援下,官方撤銷了核電廠的營建執照)的成功例子而受到鼓舞。他們都比較年輕,偏向左傾,更加偏重理念(ideological),而且不太可能直接受到核能電廠危害。他們跟當地的干涉團體或全國性組織幾乎沒有往來。在我針對惡魔河谷的調查結果裡,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結果顯示非當地人對於小即是美(small-is-beautiful)的價值較感興趣,並且更加懷疑科技與科學。非當地人在當地不止單純為了阻止惡魔河谷核電廠,而是另有更廣泛的行程。確實,在1984年後鮑魚聯盟成員的活動延伸到美國中部、核武,以及其他議題,而聖路易斯-奧比斯保(San Luis Obispo)的當地抗議者仍然繼續聚焦在惡魔河谷核電廠上。


重視理念型態的極端類型之一是來自於加州各地的抗爭者,他們具有成熟的政治立場,通常是全職的政治行動家,經常過著非傳統的生活格局,對他們而言,惡魔河谷只是科技至上主義盲目追求科技變化、經濟成長或利潤的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則是中產階級的在地抗議者,他們對關掉惡魔廠的關注更甚於全球政治議題,但是基於某些或先前的經驗,他們也變得對國家治理程序與科技不再有期待。(註二)原則上,當地人在1979年的三哩島事故(Three Mile Island, 位於美國賓州)之前就已經開始反對惡魔廠,而許多非當地人都是在三哩島之後才開始活動。當然,有些當地人因為反對惡魔廠而被拉進鮑魚聯盟的反文化圈,不過在反核運動裡的這組對照,即當地人對上非當地人仍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在我的調查裡,在地人與非在地人在「無法置評」的回應上有不同的模式。由於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的偏差在於它強迫回應者在問卷的問題上選邊站,因此「不知道」的回應數目或許也對調查者提示出一個團體多大程度上同聲一氣。在這個案例上,當地人與非當地人在核能與核武、科學與科技、環境,以及經濟成長方面有明確的看法。但是在和企業與政府,以及他們各自的角色上,當地人比非當地人有更多「無法置評」的回應:基本上是25-30%對10-15%。訴諸直接行動的次文化團體,除了有較為基進的政治立場外,也較可能早已對這類政治問題擬定一種說法。


圖表10.1呈現出當地人與非當地人之間的其他差異。雖然當地與非當地的社運人士都有參與政治活動的經歷,但這樣的經歷對後者而言較具重要且強烈的意義。在那些走超過二十五哩路來到這裡的人之中,百分之六十五表示先前的社運參與對於他們加入反核社運上具有重大影響,對比旅行二十五哩以下的百分之三十九。同樣地,有百分之七十五來自城市者也說同樣的話,對比百分之四十五來自其他地區的人;同意的還有百分之七十一的「環保基進人士」(environmental radicals),對比百分之四十五的維新派(reformists)與百分之三十七的體制派(conformists)。(這些定義是根據他們認為需多少結構上的改變才能達成環境保護的目標而定。)另一方面,朋友、媒體與事件的相對影響在各類別受訪者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別。社會網絡對所有回應者類別(categories of respondents)都重要,但是這些網絡更有可能預先形塑自接觸非當地人、基進主義者與城市人──意即社運裡的直接行動派所進行的政治活動。當地人的社會連帶的形成則較有可能外於政治活動與網絡模型慣常描繪的類型。正如一個當地人所述「我想我們較可能在家長暨教師會(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來認識彼此;那些鮑魚聯盟的人似乎都一起住在團體家屋(group homes)裡,或因為其他原因而成為長期的夥伴。」一位鮑魚的成員說「他們[當地抗爭者]都有家庭,只要發生一次意外他們就可能遇害。我真的為他們的處境感到遺憾...我們[來自舊金山]之中有很多人來到這裡反抗資本主義與科技至上主義(technocracy)。我們傾向認為這些大議題比較重要──但是它非常不切實際,如果跟擔心你的孩子比起來的話。」


這些新抗爭者與舊抗爭者間形成了不自在的結盟。和平母親持續追求選戰策略與在核委會的聽證會上作證。在個人方面,一些和平母親的成員以個人身份參加了一些鮑魚聯盟的活動,包括了1981年的封鎖行動,但是組織間的連合狀況顯然困難重重。母親們覺得這些鮑魚的成員「太輕浮」(too flaky)。和平母親的內部具有清楚的勞動分工,基於誰有足夠的時間、意願與專業去進行每一項任務,而這種分工正與直接行動團體偏好的輪值形式適成對比。其中一人批評鮑魚聯盟「工作輪替聽起來很棒,但事實是你已經和媒體、專家建立固定連繫並且已經熟練了你的工作。此時再讓某個菜鳥接手你剛學會的事(learned the ropes)實在很蠢。」母親們很少關心如何維持一個次文化,而將主要心力都投注在媒體、律師與核委會官員,她們對於投注許多心力在建立次文化情誼而非有效行動與論辯的策略顯然也不會感興趣。鮑魚聯盟,反過來說,則認為和平母親們的法律干涉既無效且註定無法實現的(quixotic)。這兩個團體都很高興彼此可以結盟,但也很高興不用一起工作。一種共有的社運自我認同感與共同的目的在這兩個團體間助長了互相尊重,但這沒辦法讓他們喜歡彼此。在全國各地,當直接行動的團體在1980年代早期開始離開反核運動時(通常轉而活躍於快速興起的凍結核武運動[nuclear freeze movement]),在地團體仍然在各自的地方上持續活動。


在這一章,我要藉由探問是否策略的選擇並不單是因為他們的有效性,而是也來自他們在象徵性與情感上的暗示,來繼續探討社運的內部文化。這些策略,換句話說,是否為一個社會運動或一個團體文化的一部分?或是抗爭者只是試驗何者有用,再找出最有效的手段?和平母親與鮑魚聯盟,在阻止惡魔河谷核電廠的相同目標下,均能同心一致地在當下發生的事件中描繪出不同的策略性提示。他們每一個團體在單純地阻止惡魔廠之外,是否還有額外,彼此不同的,非工具性的目標呢?抗爭策略是否全然以外於抗爭團體的觀眾為導向,或者他們同時也有內部的觀眾與期待?和平母親們的策略,是否如她們所宣稱,純粹是以最有效者來考量,或是母親們其實對於法律途徑情有獨鐘?是否品味,換言之,也影響了戰略與策略上的選擇?


要解釋抗爭者的所作所為,我們必須回答三個連續問題。第一,為什麼他們會有這些可能策略的選項庫(repertories)供他們行動?在所有已知的抗爭形式裡,為什麼只有某些策略被運用在,或者甚至只列入考慮,歷史上的特定時刻與既定的社會裡?作為最為結構性的提問,這個問題已經得到最多學者的處理,特別是政治進程理論家([political] process theorists)。第二,在一個既有的可能性選項庫裡,為什麼他們會選擇某個策略性進路並付諸實踐?為什麼是放炸彈而不是遊行,或者為什麼是遊行而不是連署抗議信?第三,一旦他們已經選擇了一個特定的策略,他們如何運用它?其次則是他們如何決定要把炸彈安裝在哪裡,何時以及是否要引爆?這些細節都標示出巨大的心理學上的差異──通常是決定成功與失敗間的差異。如果策略的選擇(the choice of tactics)就像是決定要搭車、公車或火車,戰術(strategic decisions)就包括了要開多快、什麼時候要改道,以及是否要按喇叭。這個章節檢驗策略的選擇;第十三章將轉向戰術性選擇的開展。這三個解釋都涉及了內部文化與外部戰術的結合。(註三)



策略的選擇

抗爭者如何挑出他們的策略,他們如何決定實際上要「做」什麼,這樣的問題很少在抗爭運動的研究中被處理。群眾理論者(Crowd theorists)揚棄任何非機構性的策略,視其為誤導與非理性,是心智未成熟的產物。在許多相關的闡釋裡,抗爭是一種三分鐘熱度,受到群眾、新興的標準、遠離政治系統,或世代反抗的狂熱所驅使。它是一種心理學式的過程,是挫敗與憤怒的直接結果,與存在的戰術性機會幾無關連,並且無涉於理性選擇。


在另一個極端,最近同情抗爭者的觀察家偶而會下結論說這些策略上的改變是針對現有狀況與條件所作的理性應對及因應之道。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與政治進程理論傳統下的學者開始視抗爭為理性與有目的性,而他們研究策略性選擇時則視其為尋找有效的手段以達成獨立的目標。策略本身被視為是中性的,並認為抗爭者關心的是其有效性。一種頓挫的理論模型(frustration model)因而出現──不過它對頓挫有不同的定義。雖然個人的心理與情緒性的過程不再被視為是促成他們改變策略偏好,以及可能非理性地行動的原因,但是頓挫卻取而代之,成為政治途徑被阻隔後的反應。特別是,政治進程理論強調國家協助的角色或鎮壓抗爭者訴求的能力。一但外在環境被完全指定,策略經常就直接隨後被敲定。(註四)


基茨凱爾特(Herbert Kitschelt)在解釋為何反核運動在法國與西德比起在瑞典和美國要來得暴力時,精要地把握住這種觀點。他的政治機會結構觀點,以此作為前提:「當政治系統被封閉,並且有相當的能力去防範阻礙政策執行的威脅時,社會運動就有可能在建制的政策管道外採取『正面衝突』(confrontational)、阻撓性的戰術回應。」(註五)基茨凱爾特以一種十分靜態的語言來呈現他的解釋,就好像反核運動非得先試錯所有的主流策略後,才能知道現有的政治結構是否能夠滲透一般。他並未討論文化性的過程,而抗議者正是藉此了解到主流策略的可行性,而這或許是同一個人不停地試錯,或是新進者的努力。這也反應出另一個關於策略與戰術的對照假設,資源動員理論與政治進程理論經常漏掉的洞見在於人們偏好某些策略而非其他,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獨立於它們對結果的效用。抗爭者在乎結果,這無庸贅言,但他們也在乎策略本身。


強調國家的回應作為決定策略選擇的主要因素,這樣的看法通常較能解釋公民社會運動直接對國家進行聲明的訴求。基茨凱爾特將這個理論模型用在後公民社運時雖然也具說服力,但這是因為國家與核能反應爐的發展與設置一直密不可分。但是這種緊密關係在不同議題與國家裡會十分不同。核能在法國就是國立的,但是在美國並非如此,而是私人公司在此建造與經營反應爐。在美國,反核抗爭者在觀眾與策略上不只有一種選擇,同時在策略品味上也有更多的空間容納各種變奏。在法國,策略選擇正如基茨凱爾特所述,來自於戰術的考量更勝於文化邏輯。


政治進程理論家所強調的政治性結構下的機會與限制則較能解釋選項庫而不是從中作出的選擇與運用──但是在這個層次上,很多幾乎是不言而諭(truism)。例如在沒有法庭的政體裡,抗爭者就無法進行法律訴訟。他們也無法在沒有選舉制的極權國家裡採用選舉策略。在大範圍的歷史視角下,選項庫的變化並非理論關注所在。然而,通常策略的選擇及其運用在解釋抗爭者的作為上卻有更重要的影響力。


對絕大多數的學者來說,策略選擇的問題就是沒辦法引起他們興趣。策略若不是心理學式的,群眾的憤怒與情緒表現的一部分,就是直接被用來將團體的外部效用最大化。每一種方式對抗爭者來說似乎於內於外都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在近期對社會運動研究文獻進行的廣泛檢視裡,平均每三十四頁裡只有不到半頁在探討策略的選擇;唯一被引用的經驗性研究是甘森(William Gamson)的《社會抗爭的戰術》(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內容上是在處理不同目標與策略在達到成功方面的效果,而不是他們是如何被選擇(其中的預設是以有效性作為衡量標準)。(註六)在麥亞當斯(McAdam)對策略創新的步調所作的研究裡,那些在與對手互動中用來成為戰術性功能的策略,缺少任何文化上與心理學上的因素。他對效用的興趣同樣也大於策略創新的根源。(註七)


解釋抗爭者如何從現有的策略中作出選擇,常常被簡化為解釋選項庫中的可行性策略的範圍。提利(Charles Tilly)直接處理抗爭者的「集體行動的選項庫」(repertoires of collective action):不管在什麼社會裡,儘管在過去的歷史中已有數不盡的抗爭活動,但團體都只能運用數目少得令人吃驚的策略來追求他們的集體目的。(註八)抗爭者在進行時知道如何做這些而非其他事;也偏好要去作那些而非其他事。提利列出五個形塑選項庫的因素:「普及於大眾之中權利與正義的標準;大眾(population)的日常生活;大眾的內在組織;其在前一次集體行動中所累積的經驗:大眾在世界裡所歸屬的壓抑型式。」(註九)這些因素主要用於解釋何以現存選項庫的有各種內容,雖然它們或許有助於說明策略如何從中選出。然而當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概念附加在選項庫概念之上時,解釋就偏向呈現抗爭者是根據是否可行來行動。提利在抗爭者一方的「選擇」上遺留了一點解釋空間,或許這是因為對他來說,累積經驗的是大眾,而非團體或所有個體。


這些選項庫有明確的認知成份:抗爭者必需熟悉各種實踐方式。但是其中還有附帶的到德成份:除了有效以外,抗爭者必需覺得這樣的活動是好的或有品味的。所謂的「權利與正義的標準」其實是個極為多樣的文化建構,不但被當成目的,也被用於行動上。其中也有藝術性兼戰術性的成份:抗爭者做他們最擅長的,從中可以發揮創造力且樂在其中。在技術性的技巧之上還有完熟感(familiarity),有助於解釋選擇如何在選項庫「之中」被提取。在這之中,與結構上的限制同等重要,選項庫與選擇均依靠文化性學習與戰術上的精湛技巧(virtuosity)。若以提利的選項庫解釋模型,很難解釋為何具有同樣目標與機會的團體們那麼常使用如此不同的策略。


即使在提利的複雜研究裡,策略仍然相對中性,外部考量的結果仍然大於內在的、倫理性的偏好。他們主要形塑自現有的知識、資源的相對可得性,以及評估其他行動者會如何回應。這也是何以所有「理性的」抗爭者會從選項庫裡選擇同樣的策略。不過抗爭者在選擇策略時部分也是因為策略本身的內在價值。有時候是因為這些策略令人愉悅。在其他時候,這些則有助於強化抗爭者之間的情感連帶,由此而建立的次文化就變得和在外在現實中達成預期目標一樣地重要──即便內在與外在目標之間關係緊張。即使在我們解釋選項庫時,特別是當在解釋策略選擇與其中的運用時,我們都必需結合內在的偏好與外在的、戰術性的考量。


策略極少是,甚至不曾是,抗爭者不會在乎的中性手段。策略代表了重要的日常功課,在這些人的生命裡無論是情感上與道德上都具有極突出的地位。就如他們的理念型態,他們的行動也表現出抗爭者的政治認同與倫理視野(moral vision)。參與核委會的聽證會或是在外面的街上阻擋交通,表現的是不同的事物,而這關乎著一個人的個人自我、社運身份的認同、對於官方權力的態度,以及其他事物。在同樣的社會運動與活躍者的身份認可上,可以存在著歧出的策略上的認可標準:有些人認為自己屬於那些訴諸直接行動的人們,其他則以自己身為基進的守護者為榮,再其他人則安於在正式管道內與專家和政府代表打交道。由此,我猜想凌駕於社運身份識別之上的行動者的身份認可,經常是建立在策略的認可標準上。但是這些策略上的認可標準又來自何方呢?


布爾迪厄曾經以他的「慣習」(habitus)概念來探索品味的起源。雖然隨著時間他對他的定義添加了許多層意義,不過慣習可以最簡單的方式想成是一種行為習性的性情傾向,一種鬆散的「感官、鑑賞與行動間的矩陣」(matrix of perceptions, appreciations, and actions)使得一個人可以臨場反應新的或熟悉的情境。(註十)慣習正位於明確意識的表面底下,而共享的慣習(shared habitus)則是人們需要在日常實務裡用來理解同伴的意思是什麼以及他們在做什麼。因為它的運作就像是一種感性或直覺,因此慣習有其自主性,有別於其他如更為明確的道德規則以及理性等影響行動的因素。它是一種「內化的法則...在每個能動者最早的成長裡就潛伏於內,不僅是實踐的協力合作,同時也是協力合作的實踐先決條件。」(註十一)這些品味遠非嚴格的規則或標準,而另一方面,它也容許玩家發揮或反對規則。這些品味能提示出某些想法、感受、評估以及行動,在阻礙其他人的同時,也空出相當的空間讓成員這些大方向內進行籌劃。這樣的性情傾向也是隱含的道德判斷。


策略上的品味,就像絕大多數的文化性感受一樣,結合了倫理、情感與認知。特別的是,只有認知的面向為學者所承認。司諾(Snow)與班佛德(Benford)的說法和我類似:「社運策略並不單是環境限制與應對方式的作用力,它同時也受制於主導架構(master frames)。」(註十二)他們的一般強調都放在信念上,但他們也提到了價值(雖然不太清楚他們是不是架構的一部分,而這個架構看起來像是純粹的認知性的)。其中情感確是缺席的。


鮑魚聯盟成員的策略品味源自於複雜的因素:他們在正式教育中所學的東西;他們刻意地迴避大型的官僚機構;他們,通常是負面的,對於1960年代社運發展的反應;他們在1970年代社會運動中所接受的普遍社會教化歷程;投注在社會正義的各種理念思想;以及發生在許多政治團體中,對於民主程序的自發性討論。類似的因素也將和平母親們導向了另一個有些不同的方向;身為專業中產階級的女兒們,他們之中許多人期待這個世界是能透過國家介入來獲得控制。他們對系統的信任在越南戰爭與惡魔河谷案中瀕臨邊際,但是並未完全破碎。品味在策略裡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持續顯示穩定,部分是因為他們被相對應的技能與信念所強化,部份則是因為正面的情緒或道德價值具現在深層的性情傾向中。母親們從未放棄她們追隨規則的傾向,即這樣的策略效果很差。


和平母親們不斷地在缺乏成功裡掙扎。「這經常令人沮喪,」其中一個人說「我們知道我們並不被人重視...但是當你持續地作,儘可能地作,直到有聽證會能去,然後你就可以去請個律師然後工作開始上軌道。」因此策略本身在停滯與上軌道間具有自己的生命。心理學上,沉沒成本(sunk costs,意即已支付卻無法回收的成本)可以讓焦慮越滾越大。但是儘管失望,母親們仍然維持更多正面的評估;聽證會沒有發揮作用,但是另一個或許可以。他們也對另一個替代方案有負面感覺。其中一人說「我,去睡在田裡?」另一個人則說「鮑魚們也不太像能阻止核電廠。」


這樣的評價有點武斷,因為沒有人知道─說到底─怎樣才能阻止惡魔河谷核電廠。雖然和平母親們堅持他們在做的事才是最有效的,但她們其實是在做她們感覺上比較有效的事──而這種感覺需要一個解釋。鮑魚聯盟與母親們都相信她們的策略最有可能成功──這種信念所具有的情感與道德性基礎就和認知一樣重要。不過不管對哪一方而言,勝利並不是一切。「另一個行動[公民不服從]目前無法阻止惡魔河谷」一個鮑魚聯盟的成員承認「但這麼做仍然是對的。」──這是為了她的個人認同與尊嚴,以及因為一個較大的次文化而說。其中或許也有某種存有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意即一種為維護個人生命經驗與價值一貫性而產生的心理防衛機制):放棄一個慣習已根深柢固的行動路線將會令人感到不安。其結果常變成所謂的成功,在狹隘的定義下,並不全然是重要的事。


資源動員與政治進程理論者經常將策略品味簡化為結構性位置。假設和平母親們的品味是被生命史上的可及性(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所形塑,像是因為家裡有小孩,那麼像長達一星期的駐營就會預先被排除掉嗎?其中一個人說「我們也沒有做很多非法的事來反對越南戰爭。」她們的策略品味在十五年來似乎也沒太大的變化,此外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因為小孩已經離開家去念大學,因此在人生上已再度處於可及性的狀態。但是他們仍然維持他們偏好的策略。在抗爭中的初始社會教化經歷,就像值得紀念的事件一樣,能夠留下持續的象徵性印記。不過這並不表示結構性的動機與文化性品味或知識之間是不相容的。在研究北愛爾蘭的新進者如何基進化一個天主教權力團體時,比區(Stephen Beach)認為「工人階級的改信者早已十分熟悉持續一個世紀以來暴力抗爭的社群傳統,反之中產階級的學生則對這樣的傳統十分陌生。此外,這些來自貧民區的年輕人在參與激烈行動時並不擔心有損於他們未來的前途;他們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了。」(註十三)這顯示文化與結構不僅很少是對立的,而且他們通常會互相強化彼此。


資源與「民眾所有」(population’s)論的專家們,如提利所述,在對抗爭團體解釋有哪些策略的選項庫上十分重要。但是在解釋他們如何精挑細選選項庫的工具時,需要更加注意文化、生命史與抗爭的技藝(culture, biography, and the art of protest)。不僅如此,他們在選定策略後如何運用,也需要多加注意心理學上的細微差異,包括了內部與外部因素的重要性。戰術上的考量如時機與偶發事件都扮演著關鍵角色。抗爭者不僅在運用現成的選項庫;他們也從中進行創新並且在不同時機裡部署不同的組合。選項庫、其中的策略選擇,以及策略的戰術性運用,這些都受到內在社運文化與個人生命史的影響,而這些就和他們也受到外部的政治機會與其他玩家所作的行動影響一樣重要。



內部的衝突

不同的策略品味能夠導致不同團體之間,或一個團體內部的衝突,就像不同的目標也會導致的結果一樣。社運組織間的競爭,特別是對於成果的競爭,是資源動員理論的主要洞見,特別是麥肯錫(McCarthy)與查德(Zald)的著作。(註十四)有時他們是直接競爭,例如不同團體都在爭取同一群觀眾:從同一群直郵廣告名單(direct-mail lists)中爭取經費支助、奮力獲得同一個新聞媒體的注意、攻擊同一個對手,與處理同一個國家的權勢時。有時競爭團體會對他們的觀眾進行分眾,以避免直接競爭:基進者有他們的支持者,也有他們自己的預設對手,以及甚至他們要對付的國家機構,而溫和路線者則有他們自己的設定。


策略上的緊張關係經常是在不同世代的新進者間引起,這些人會在策略上帶進對立的品味。例子有很多。在寫到墮胎、禁酒,與其他改革運動時,歷史學家強森(Paul Johnson)描述為何「在1830年代早期新進改信福音教派的教徒入侵了所有的組織並且獲得全面掌控。」受到千禧年發生巨變的希望所驅使,他們帶來了許多新且更為激烈的策略。(註十五)世代與策略裂痕並行發生在公民權運動中時,常被部分研究當成是「生活史上的可及性」的實際結果:學生可以承受耗費好幾個下午在輕食店裡(lunch counter)、好幾天在監獄裡,甚至一整個夏天在密西西比。對他們而言,靜坐抗議則經常更多是為了找出什麼樣的行動符合什麼樣的抗爭者。這些學生常常能為自己找到一個容身處,並且在個人與社運的身份認同上,較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CLC,由著名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創立於1957年,以反種族歧視與隔離著名,成立前兩年曾發動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的牧師,以及他們的社運支派要來得更為激烈。這並不代表牧師的公車抵制的行動沒有作用(他們經常有用);而是這不符合學生們的登場風格。


懷提爾(Nancy Whittier)曾經針對世代斷裂寫過最為細緻的研究,焦點放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在1960至1980年代的女性運動。當運動方向改變時,新進者的參與經驗也有相當的改變,因此「每一小批世代在女權運動的某個特定歷史片刻加入,並參與不同活動時,都會有其特有的政治文化,並因此修改了女性主義集體認可標準。每一個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界定出某一類型的人物、議題、語言、策略或組織結構,將其當成『合格的』女性主義者。自我表現、語言的使用,以及政治文化的參與皆有助於將某些人劃定在他們的小世代群中。」她的文化研究顯示這些不同的感知如何在女性運動中造成斷裂,並導致策略上的變化。(她對社運的文化活動的強調也顯示出女性運動大多屬於後工業時期的公民權運動。)(註十六)世代性斷層會產生,是因為每個新的世代成員不只回應較大的社會問題,同時也在回應現有的社運行動者、他們的行動,以及他們的身份認同。新進者也許對改變他們加入的社運跟改變社會其他人的興趣一樣大。


正如我們已見到,鮑魚聯盟與和平母親,策略分歧的盟友同樣會努力根據戰術的有效性進行勞動分工。這經常也意味著他們針對的是不同類型的觀眾。走溫和路線的團體可能集中在較廣泛的大眾,而較基進的團體則是集中在行動者本身。「在奧斯汀和平運動的案例中(發生於德州奧斯汀的長期反核武運動,班佛德的研究集中在1982至1986年)」根據班佛德(Robert Benford)所述「中庸路線的社會運動團體都精練標示問題以及其他框架活動在有效共識動員的技巧。基進團體,另一方面,則發展出刺激跟隨者採取行動的訣竅。」(註十七)不過,這些特定技巧的效用並不意味著這些技巧是刻意為之的。


一個抗爭運動裡在品味上的歧異並不總是那麼明顯。一個政策目標─例如公平正義、投票權─或是一個聚焦的象徵物─例如受苦的動物─都能夠依附在分岐的策略偏好上,並匯集成看似連貫的社會運動。但是任何數量的內部動態都會被品味,以及特別是派系或結盟的衝突所影響。策略品味的分岐能摧毀抗爭運動。蚌殼聯盟(Clamshell Alliance)就是個惡名昭彰的例子,他們內部彼此撕破臉的主因是在破壞財物(property destruction)方面有不同的態度,特別是在1978年為了是否要剪斷鐵絲網以佔領西伯克核電廠地的問題。這些看起來像是小問題的事件往往觸及聯盟內部原有的各種異見:「暴力與非暴力的界限該被定在哪裡、當在主要議題上無法獲得共識時該怎麼做、以及領導人是否具有任何合法性。」(註十八)蚌殼聯盟的崩潰來自於一方面試圖在同一個團體中維持各種歧出的策略,另一方面又強迫每個人去跟隨同一條路線。內部派系分裂是很常見─但經常是良性的─的結果。然而當從這個聯盟跳出一個新團體,其中成員願意運用鐵線剪時,內部的異議早已開始敵視參與者在情感上的熱烈投入。這個例子也顯示出在組織的建立與他們所採取的組織形式上也是一種反應出成員品味的策略選擇。


不管觀眾是誰,抗爭團體都是透過修辭架構對來說明訴求。他們試圖界定議題,訴諸深度價值,連繫至正面與負面的情感與象徵,散播新的資訊與觀點。他們的訊息不全然是由話語提供,行動與策略選擇本身也傳遞出各種信號;這些就像是言語文字上的明確論辯一般也告訴一個外來者關於一個團體的許多資訊。其中的文化說服力也是透過組織形態產生,其本身就是一種策略形式。



組織裡的品味

正規的組織起源自抗爭者的戰術選擇,其所展示的品味在決定組織形態上就和其他策略一樣重要。所謂的組織從來就不單純是解決某些問題最有效的方式;他們的結構、內規、決定,以及實踐均部分是種象徵與神話,用以設計來傳送訊息給不同的觀眾。(註十九)舉例而言,商業組織多希望能傳達出他們是有效率、能獲利的訊息。社會運動組織,例如當他們透過直郵廣告來尋求支持時,或許也希望能點出自己的成效。其他抗爭組織,特別是當他們的主要觀眾也包括他們自己的成員時,也會希望能傳遞出這樣的訊息,表明他們是民主且有道德感的─如同我們在鮑魚聯盟裡所見到的一般。


鮑魚聯盟的同盟團體有意識地偏向非正規、非階層制的組織形式,而這是近期後工業社運裡最為顯注的特徵之一。在擁抱「集體共治的組織」(collective organizations)這種非形式主義(informalism)的組織型態時,他們也自然也會將「什麼樣的團體程序(group procedures)才是最好的」這樣的問題涵蓋在其倫理視野中──不論如何他們都應該是,例如,民主而追求共識的。他們的目標有很大的部分將會形塑他們自己的團體,因此這也應該要符合他們的價值。並非所有的抗爭團體都避免創造組織的形式結構到這種程度。他們可能也有自己的道德品味,不過他們團體本身的運作並未在這樣的品味中佔重要地位。絕大多數的公民運動都曾忍受過強勢的領導者;在早期的公民權運動,例如,牧師的權威十非巨大。在某些團體中,決策是由所有成員經由參與式民主所作成;其他團體則是由一個領導者或一小批領導者所決定。每一種程序都可能是該團體倫理視野的一部分。有時領導人的權威可以是直接來自神,例如,其律令自然也直接壓過內部的團體程序。


在一個社運裡,團體組織形式的結構越鬆散,就越會在理念型態、信念與倫理視野上要求能齊心一致。葛拉克(Luther Gerlach)與海因(Virginia Hine)指出不僅是個人連帶與理念形態,「儀式性行動」(ritual activities)對鬆散組織的社運來說也是維繫的力量。(註二十)順著同樣的流變可以作進一步的細分。羅福朗德(John Lofland)曾標定一批不同的組織類型,從幾乎沒有到最嚴密的組織,以及對其成員的要求:「(1)由自願者維持的聯繫活動;(2)辦公室的雇用人員;(3)部署士兵的軍隊;(4)由家庭組成的公社;(5)工人組成的群體;(6)烏托邦主義者聚集成的烏托邦。」(註二一)每一種都被認為是對應著不同的個人偏好與地區文化。


克萊蒙斯(Elisabeth Clemens)曾經寫過關於組織形態的選擇,其選定的時期非常不同於鮑魚聯盟:一百年前的勞工運動。(註二二)她批評先前的社會運動理論在衡量正規組織時過度簡化,不是科層制(bureaucratic)就是非科層制,不是有就是沒有。對此,她的著作以前述同樣的框架分類的方式,展示出組織形態的內容也會影響戰術與忠誠度。「家長制」的組織方式傾向低調化經濟利益並且不鼓勵政治行為;「軍事性」形式,例如科塞產業軍(Coxey's Army,1893-1894年間在美國由失業工人所組成的示威隊伍,由俄亥俄州商人科塞帶領[Jacob Coxey])在內戰之後的幾十年間普遍浮泛著愛國的論調,但也多招致暴力鎮壓;「手藝」工會極為強調經濟而非政治所得並且導致惡名昭彰的後果。雖然克萊蒙斯對於組織形態的後果更感興趣,但是很明顯地這些原因都起自於工人身份認同上的不同對照形象,同時也伴隨著自然結社的各種對照理念。組織是一種策略形式,反應出認知架構、道德品味,以及實際技能。組織形式也會傳遞出清楚的訊息,說明著其中有什麼樣的抗爭者。


若策略性品味,包括了組織上的品味,為內部運作動力的問題投射出一絲光明,他們也有助於解釋存在於社運內的長期變化。什麼時候團體變得更為科層?更為基進?什麼時候產生派系之爭?抗爭者的運動基進化是現有成員或新進成員在策略品味上不同的結果嗎?



長期發展的變化

有些抗爭團體在發展中變得更為基進,其他團體則更為中庸溫和。社運整體經常都以某種方式在變化,像是某種團體在媒體上變得更出名,或是看起來似乎更成功,或是新的團體出現並重置了社運方向。這樣的轉變起於團體間的競爭。勝利者將他們的印記烙在社運的身份認同上,原因是他們成功地獲得經濟援助、媒體關注、能與政客打交道,或是得到其他相關運動議題團體的友情支援。


抗爭運動的基進化在歷史上一直是困擾著政治評論者的問題。對群眾理論家而言,絕大多數的抗爭都顯得太基進,都是基於非理性的熱情所作出的要求與難以預料且危險的行動。對近期的理論家而言,抗爭者幾乎都不是非理性,基進化的發展是跟隨著其他政治機會都被封閉之後而起。就像是文化,普遍來說,策略品味的概念或能為這樣的理論僵局提供另一種觀點。既不是憤怒的表現或是對手段有效性精打細算的結果,社會運動的基進化是個複雜的過程,其中因素包含了對策略範圍的理性評估、策略裡的倫理與情感價值,以及招募未曾參加先前計劃的新成員。這些新成員經常藉由將他們自己的不同品味帶進策略之中連帶地牽動策略上的改變。就像是這些社運所進行的其他文化性活動,其中也存在著既有的品味與其在抗爭中的轉變間彼此交互影響。其中少有例外的是,新的成員先前有越多的政治參與經驗,當他們加入一個新運動時,其在策略裡的品味力量就越強。


抗爭運動多會往不同方向變得基進。在一般的模型裡,抗爭者試錯某範圍的策略以找出何者有用;基進的策略則證明自己更為有效並因此散播至社運之中。團體之間也會彼此學習,而對當權者進行訴願通常只會帶來失望與更多的憤慨,這樣的模型符合基茨凱爾特的政治機會理論取向。在第二種理論模型裡,大量的行動者在位於抗爭前緣時建立起他們的身份認可,並且以採用新的、且在應付自身運動範圍的擴張時採用更為基進的策略,而這一步永遠是走在所有人前頭(a step ahead of the pack)。第三,新加入者在加入社運時把比現有抗爭者所展示的不同(與更基進的)品味帶進策略裡。(註二三)


新加入者會有不同的策略性品味或許是因為他們負面地評估現有抗爭團體與他們相對較溫和的策略的效用,或是因為他們的自我認同綁定著某些特定策略(雖然說他們偏好這些策略是一種套套邏輯)。例如,1960年代的新左派回應的不只是科層制與資本主義的問題,同時也針對著舊左派。或者新成員的品味是來自於他們過去參加其他抗爭的經驗,策略裡的品味因此被聯繫到抗爭者的世代問題。如懷地爾(Whittier)所示。這也是何以,特別是在後工業時期的社運,策略上的革新快速地從這個社運到下一個。其中散播的不只是箇中訣竅,抗爭者也十分珍視他們所知道的策略,因而這些單純的策略就跟手段一樣,部分也變成了目的本身。有些策略令人愉快,一個動物權的街頭抗議者曾經告訴我「我討厭寫信與打電話[給大學行政人員裡的立法者]。這很無聊,而且他們毫不在乎。但是─我知道這很怪─我熱愛街頭抗議,我熱愛對那些[皮草]店大吼。」其他人則依賴他們完全不喜歡的策略,例如前述那位反惡魔河谷核電廠的抗爭者曾說「那些[媽媽們的]會議很無趣。他們只是不停地一再重複。不過這對民主來說很重要,如果你關心人民的權力你一定無法忽略這些集會。」在這個例子,我們也看見了一個有意識的選擇大多基於一個清楚的理念型態而不是那種半調子、莫名堅持的品味。過去的行動經歷在形塑參與者的策略品味上扮演較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對許多在後公民社運的人來說,比起先前公民運動裡的成員,他們更有機會能遊走於各個運動中。


皮門(Frances Fox Piven)與克羅瓦德(Richard Cloward)建議了另一個理由說明何以新成員對社運採用更基進的策略上具有重要角色,他認為隨著時間發展抗爭者會因為小心謹慎的領導者與組織生存的需求而漸行溫和。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新團體與新成員在面對這些壓力時包袱相對輕鬆。不論我們怎麼思考比門與克羅瓦德的自然基進主義的浪漫形象,至少可以同意缺乏科層化壓力或許真能容許新成員去追求其他策略上的品味。他們較能自由自在地創新。(註二四)


抗爭者培養做為行動者的身份識別,並根基於意願與能力去進行某種行動。這樣的抗爭者身份也可以屬於那些參加集會與遊行的人,屬於那些破壞企業的實驗室的人,或是屬於那些製造炸彈的人。這些都是十分顯著不同的身份認可標準,而且也沒有理由去認為從這個轉變到另一個是件容易的事。策略裡的品味之所以會持續部分是因為它形塑了一個人的自我存在感(one’s sense of self)。


在轉變舊有的團體同時,新成員若不滿足於現有的活動,他們也可能成立新的團體。他們不喜歡現有的團體,原因可能是其中包含的人群類型(黑人大學生對上南方基督教指導者會議裡的牧師),或者是因為他們偏好的策略。在某些案例裡,他們可以取代現有的團體;在其他案例裡,他們在創造新團體時,也會需要革新、改變,或是用基進主義作為象徵。有時候因為新的團體如此地不同,以致於新的社運身份識別會自舊有的社運身份識別中形成。(註二五)


讓我們繼續看先前一再提到的例子。當更激烈的「動物權」運動在1980年開始成形時,抗議豢養動物的社運在美國已經存在了一百年。現有的數百個團體中,絕大多數當時都是地方上的人道協會,設立來協助控制過多的貓與狗的總數,並試圖推廣對於非人物種的人道對待,特別是作成木乃伊。有數打的團體屬於全國規模,少數則包括了許多他們希望保護的物種。這些團體可以根據世代來區分,有幾個創立於1950年代,包括了美國人道協會(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特別關注走失的寵物不會落入實驗室裡。有些創立於1960年代與1970年代早期,包括了克利夫蘭‧亞莫里動物基金(Cleveland Amory's Fund for Animals),從事各種活動如誘補、物種滅絕與高校生物課程。在1970年代晚期,然而,新的群眾網絡,關注在動物本身,開始出現。他們受到舊世代行動者的作品所啟發,而較少與他們有實際的合作。他們尖銳地將自己與舊式的社會運動相區別,而在旁煽火的媒體也很樂於將他們冠上「新」的稱號。其中一個活動者說「僅是同情還不夠。我們都知道嚴肅的社運都有嚴肅的意識型態。我們之中有很多人都來自於左派,而我們不喜歡那種過去[協會]那種小老太婆的形象。」這個人際網絡逐漸地成長並發展成1980年代數百個基進動物權團體的成立基礎。


如同在反核運動裡的狀況,比起過去舊有的動物福利社群,這些新進者較年輕也較左傾:是一個新的政治世代。雖然這兩者缺乏既有的統計數字,兩邊的團體都相信這種區分。其中一位動物權活動者在1989年說道「如果你今天開始對幫助動物感興趣,你就加入一個動物權團體並參加集會。如果你是在十年前感興趣,你就加入一個人道協會並幫助流浪寵物。」先前的政治經驗預先設定了一些新的動物活躍份子的策略品味,讓他們成為重要的少數並加入其他抗爭運動。雖然已出版的社會活動者證言溯及了其他社運的智識影響,在訪談裡他們承認策略性品味的附加來源:「我在1970年代晚期在大學首次被逮捕,然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凍結核武運動[在1980年代早期]...因此在街頭靜坐然後在紐約大學(NYU)前面被逮[在1989年一次抗議動物活體解剖時]根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因為這些訓練,新的動物權團體在策略上證明了他們比老派、古板的人道協會更為基進。從1979年開始,動物解放陣線(Animal Liberation Front)對許多使用動物的研究實驗室策劃了一系列的突擊,造成了數百萬美金的損失並「解放」了數百隻動物。其他策略則訴諸公眾性,例如在化妝品巨人萊雅(L'Oréal)的紐約總部進行的「嘔吐行動」(Barf-In),在該行動裡,抗爭者假裝嘔吐在大型洗手間裡以表示該公司的動物實驗「讓他們感到噁心」。其中一個抗爭者花了一個夏天待在「海牧人」(Sea Shepherd,或海洋守護者協會[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創立於1977年的非營利性海洋動物保護組織),在那裡他在小船上經歷了與鯨魚面對面,後來他就創立了「善待動物組織」(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PETA]),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動物權組織。善待動物曾經佔領過國立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辦公室,並且定期為動物解放陣線擔任發言團體。


當然,策略有多種聽眾,因此戰術的關注點也會形塑策略性的選擇。一個團體本身可能傾向進行破壞財物的行動但也會意識到新聞媒體、國家機構與絕大多數的公眾都對這樣的策略極為反感。每個團體都試圖向潛在的支持者──一種重要的觀眾──表現出它比其他的對手做更多事來保護動物。以一個例子來說,全物種聯盟(Trans-Species Unlimited),在承認他正在輸掉全國性直郵廣告方面的競爭力後,索性將名字改為ARM!(Animal Rights Mobilization,動物權總動員),並把名稱以一種特殊字體印刷,使其看起來像噴漆街頭塗鴉。如此把自己與法外策略連繫在一起的作法當時已為時已晚,未能救活這個團體,但是它反應出一種流行於動物權團體的普遍認知,即基進主義可以吸引成員加入。舊派的團體,也認知到同樣的吸引力,則是經常在吸引募款時,在某些相同議題上採取更激烈的修辭。這些舊團體將修辭基進化部分是因為他們看見公眾的感受有了轉變,但這也是因為成員採用了新的理念型態。不過另一方面,他們仍然很少改變他們的策略來牽就模仿新的動物權團體,而偏好繼續他們的傳統活動。


至此,我們已經看到了幾個策略改變的原因。一個源自於募款的需求,將舊有與未來可能的支持者當成中心聽眾。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相關的操作機制則是對何者能夠運作進行戰術上的評估(包括如何能夠讓對手嚇一跳。)另一個原因則在於個人的身份認可需要參與者以身在抗爭運動的最前端為榮,不但要在戰術上有創新之舉,也要能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抗爭者自身性情傾向與品味的底層裡,雖然我已經討論了基進化的案例,但這裡的每一個因素有時也會導向相反的方向,成為溫和化:或許是有些社會活動者繼續維持溫和中庸的身份識別;或是有些潛在的贊助者喜好較軟性的策略;當大部份的公眾都需要被說服時,溫和路線可能較行得通。



各有所好(CHACUN À SON GOÛT)

就如同抗爭者能夠憑直覺與信念感知到這個社會有什麼問題,他們也能知覺到如何改善問題的各種適切方法。不同類型的抗爭者組成的不同團體之間,或許能夠有效地合作,或者因為戰術上的原因能夠容忍彼此,但在另一個層面上,他們未曾推翻覺得對方「沒品味」(distaste)的感受。這些品味的作用極為根深柢固。


抗爭者部署的策略都是他們所珍視、喜愛,以及具有適切感,並且部分也是他們所拿手的。他們在選定策略上的投注激勵他們去相信這些策略也是最有效的。策略從來就不是達成目的的中性手段,而是部分反應著各別獨立的偏好。我們已經驗證了這些品味導致常見結果:抗爭團體嘗試更為基進策略的過程。各種社會運動彼此會互相學習,特別是當個體們從這個運動加入另一個運動時,各種策略上的創新在過去三十年間便已持續傳播到各社會運動裡。根據埃弗里特(Kevin Everett),遊行與集會的運用比起三十年前更為普遍,現示出策略品味的大範圍改變是有可能的,即使被選舉上的官員開始參與時也是如此。(註二六)


正是因為新參與者同時大量匯入,因此某些人也經常在加入社運時建立他們自己的新團體,通常也會引導社運去採取新的策略。他們在過去曾經參與的戰役中學到這些策略,同時他們也會衡量現有策略在戰術上的有效性。他們可能認定現有團體所運用的策略將會失效,因此他們也懶得嘗試他們。藝術性的品味也多以同樣的方式改變:一個藝術家可以挑戰她的觀眾,但經常也會完全被拒絕接受,直到一個更年輕的世代出現才開始賞識她的風格。庫恩(Thomas Kuhn)在描述科學革命如何依賴新進的年輕科學家如何不依循舊典範時也有同樣的論點。


抗爭者也需要勝利,而他們很少執著在那些顯然完全沒有用的策略上(雖然要對此的作出清楚判準並不總是可能)。他們或許會試著去平衡內部與外部的目標,但他們很少會讓前者完全地主導,那種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用在思考各種目的時也許是錯誤的。正如沒有任何社運有純粹的外部、工具性的目的,這裡同樣也不會有純粹中性、完全以有效性來選擇的策略與戰術。這些都充滿著意義,而在許多案例裡,戰術性與文化性的面向也存在著衝突。


解釋抗爭者的策略選擇問題,正如我已主張,不同於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一個是解釋他們選出策略的廣大選項庫──這個問題在資源動員與政治機會理論的研究文獻裡都被處理過。另一個則是他們如何長期運用這些策略:其細微差異、其延遲與躊躇,以及其風格。這些細分的選擇很少被處理,後面將在第十三章裡被檢證,因為他們很多也依靠其他對等的玩家,特別是對手,所制定的戰術選擇。這裡,我要集中在影響策略選擇的內在因素,用以對比那些將重點放在外部因素,並將策略選擇的問題縮限為選項庫問題的人。這三個議題,到最後,牽涉到的因素既外在於社運也內在於社運之中。


行文至此,為了要理解社運文化提供了什麼給抗爭者,我們要轉向消費者抵制運動(consumer boycotts)。抵制的其中一種形式以地區性為範圍,在行動與機會方面為集體的道德呼籲提供了一組豐富的設定選項。第二種類型則全國性抵制,反而少能提供這些東西。這兩種訴求面對著不同的觀眾,也以不同的方式運作。地區性的抵制藉由改變大量消費者的習慣來運作;全國性的抵制,因為缺乏豐富的團體生活,卻很少這樣作。當全國性抵制產生作用時,通常都是透過媒體報導的公眾效應。勞工與公民權運動過去也有過地區性的抵制運動;到了後工業時期社會運動則必需部署全國性的抵制運動。這兩種類型的抵制皆以不同的文化與戰術工具來針對不同的觀眾。
●社運文化的一個面向涉及了策略中的品味問題,而這樣的問題部分獨立於策略的有效性評估。
●為了解釋抗爭者為什麼這麼做,我們必需說明現有可用的選項庫、策略選擇如何從這樣的選項庫裡決定、以及在運用這些策略中的細部選擇。這三者皆同時受到內部的社運文化與外部的限制與機會的影響。
●許多抗爭者在他們被徵召進一個社運時,都有預先存在的策略品味,並且經常導至內部社運裡的切割與改變。
●組織形態本身可被視為是某種策略類型,而社運文化經常會偏好某些型態,並且往往不考慮其可預見的效用。
●品味間的衝突有助於說明社運的動勢,例如結盟、派系,以及長期漸進的基進化或中庸溫和化。









註一:Mario Diani, Green Network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二:亞蘭.杜漢與他的研究團隊也發現類似的分裂──甚至是公開決裂──發生在當地人(通常是家庭主婦)與非當地人之間,在法國的反核運動衝突裡:Alain Touraine, Zsuzsa Hegedüs, François Dubet, and Michel Wieviorka, Anti-Nuclear Prot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在許多有類似聯盟團體的地區,當地人與訴諸直接行動的次文化間存在著緊張但相互共生的關係:見Edward J. Walsh, Democracy in the Shadows (New York: Green wood Press, 1988).後者的出現經常是因為當地人先前已經組織起來,或是似乎已經開始準備組織,如同出現在華許(Walsh)的研究中,1979年三哩島事件後的案例裡。
註三:雖然一般都習慣將戰術想得比策略範圍要大,我在這裡將戰術定義為成員玩家間互相追求優勝時的互動。戰術選擇可以很小(大多時候是這樣),也可以很大(包括決定改變策略),但是他們永遠對其他玩家的動向保持警戒,並且有所回應。選項庫的解釋、策略的選擇、以及策略的運用都同時被外部的戰術考量與內部的社運文化所影響,更不用說心理上與個人生活誌上的動力。
註四:在解釋為何女性運動的基進派與溫和派會採用不同策略時,弗利曼(Jo Freeman)的解釋是普遍強調「環境性」影響的例外之一。她列出價值、過去經歷、對應的選民團體、對於回應的期待,以及和對手之間的關係等作為因素,但是相對於將這些理論化為文化性、戰術性,以及結局未定的性質,她反而將這些描述為結構性限制。見Jo Freeman, "A Model for Analyzing the Strategic Options of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Jo Freeman, ed., Social Movement of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New York: Longman, 1983).
註五:Herbert P. Kitschel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1986):66.
註六: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Social Movements," in Neil J. Smelser,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8), p. 726.
註七:Doug McAdam, "T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ace of Insurg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735-754.
註八: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 chap. 5.
註九: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 156.
註十: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83. 在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布爾迪厄將慣習更明確地連結到品味。
註十一: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 81.
註十二:Snow and Benford,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p. 146.
註十三:Stephen W. Beach, "Social Movement Redic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People's Democracy in Northern Irelan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8 (1977):312.
註十四:關於麥肯錫與查德近期致力於對這些觀眾的分類,可見於John D. McCarthy, Jackie Smith, and Mayer N. Zald, "Accessing Public, Media, Electoral, and Governmental Agendas," in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註十五:Paul E. Johnson,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Revivals in Rochester, New York, 1815-183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8), p. 6.
註十六:Whittier, Feminist Generations, p. 56.懷提爾指出(頁83)動員與進程的理論取向,由於過於專注在外部機會與積極動員的程度,忽略了文化上的身份認可能夠打造並影響個體,其影響力甚至持續到成員們的餘生。
註十七:Robert D. Benford, "Frame Disputes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ent Movement," Social Forces 71 (1993):697.雖然德州奧斯丁地區的反核團體很明顯地在策略的偏好上就與理念型態一樣彼此不同,班佛德仍然傾向將這些差異都當成是理念上的不同,而策略上的不和則被當成是隨之而來的結果。
註十八:Epstein, Political Protest, p. 75.
註十九:有一小批社會學將細緻地發展這種「新機構性」(neo-institutional)的洞見;例如John W. Meyer and Brian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977): 340-363; John W. Meyer,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977):53-77; John W. Meyer and W. Richard Scott, with B. Rowan and T. Deal,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147-160; Lynne G. Zucker, "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Organiza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1987): 443-464;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and Frank Dobbin,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註二十:Gerlach and Hine, People, Power, and Change, p. 57.同見Bruce Fireman and William A. Gamson, "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1979).
註二一:John Lofland, "Social Movement Locals: Modal Member Structures," in Lofland, Protest, p. 204.
註二二:Elisabeth S. Clemens, "Organizational Form as Frame: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olitical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880-1920," in McAdam, McCarthy, and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註二三:基進化的發展至少有兩個面向。理念型態的基進化伴隨著採用更全面廣泛的目標。策略性的基進化則涉及了使用的策略很少被社會普遍接受或是對參與者要求投注更多的心力。我在這裡主要關注的是策略上的基進化,雖然我的部分解釋也涉及了理念型態基進化對策略所產生的效應。我將會在第十六章更深入地討論理念型態基進化。
註二四: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New York: Pantheon, 1977).
註二五:每個基進化的例子均可被標示為特定抗爭運動的進化或是新運動的出現。因此黑人的民族主義運動有時也從公民權運動中區別出來、類似的例子有直接行動區別於在地的反核運動,營救行動區別自反墮胎運動、動物權自動物保護運動中區別。新的團體通常都會採用新的標籤與新的社運身份來證明他們比舊團體更為基進。
註二六:Kevin Everett, ”The Growing Legitimacy of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83,”(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Miami, Florida, 1993).
註二七: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012年7月21日 星期六

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福島兒童們有致癌的危險(轉譯)

日本東京:一個小女孩拿著她的陳情書要求教育部保護孩童免於受到福島縣的輻射污染(圖版出處)


(本文轉譯自:Over a third of Fukushima children at risk of developing cancer, RT:Question More, 2012.07.20)


根據一份新的報告,超過三分之一住在日本福島地區的兒童可能罹患癌症,若醫療單位對於他們不尋常腫大的甲狀腺體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並尋求國際醫衛組織的協助與諮詢的話。


這份驚人的新報告顯示在受到核災影響的福島縣內,近於36%的兒童有甲狀腺異常腫大的現象。這是一個極度龐大的異常數字─專家們認為其中有惡化為惡性腫瘤的危險。


在檢查當地超過38,000位兒童後,醫療人員發現超過13,000人甲狀腺中有5釐米大的囊腫與結節,根據第六會福島県民健康管理調査報告(Sixth Report of Fukushima Prefecture Health Management Survey)所述。


相較之下,2001年一份由日本日本甲状腺学会對長崎市的兒童所作的研究裡─該城市於1945年8月受到核子攻擊─甲狀腺裡的囊腫為零檢出,且僅有0.8%的人有結節,此據英國《每日電訊報》(Telegraph)所述。


放射線進入人體後會透過軟組織散佈,特別是在肌肉裡,最後會在甲狀腺中堆積。就是這樣的堆積可能導致罹癌。


「是的,在這個研究裡,有35.8%的兒童有腫塊或結節,但這並不等於癌腫瘤」高木直美(Naomi Takagi)是福島県立医科大学醫院(Fukushima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 Hospital)的助理教授,該醫院也主導這項調查。她還表示「這只是一個先期的試驗,我們只能在四或五年後看到放射線的影響。


不過一些醫生對於這些結果並未完全對大眾公開感到憤怒。


「這些資料應該被當成公開資訊,而且他們應該盡快徵詢國際間專家們的意見。身體傷害應該以超音波進行活體組織檢查,但是這些孩童並沒有這樣被檢查。如果他們沒有經過這樣的檢驗,那說到底這就是醫療失職。因為若這些孩童裡若有人因此得到癌症並且沒有得到治療,他們將會死掉。」美國《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站引述小兒科醫生海倫‧凱迪克(Helen Caldecott)的話。


世界衛生組織警告(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年輕人的甲狀腺體特別容易受到放射線的毒害。而孩童則會面臨到最可怕的後果,因為他們體內的細胞分裂速率較高。


年齡在去年核災發生時為18歲以下的孩童,直到他們20歲為止,每隔兩年都必須強迫進行甲狀腺追蹤檢查,之後在他們的餘生裡,每五年必須就要檢查一次。


在日本放射線医学総合研究所(Institute of Radiological Sciences)的一份報告裡也指出,有理由相信某些孩童的甲狀線體將曝露在放射線的「終生」劑量裡。


自從去年發生的悲劇後,日本政府當局與東京電力公司(TEPCO)不斷地面對指控,指出他們扣押該地區放射線滲漏等級的資料並且企圖淡化實際的危害程度。


放射線擴散的長期後果至今也尚未被評估。最新的研究認為再五年左右,來自這個地區的高污染海水將流抵美國的西岸






2012年5月17日 星期四

誰來接棒(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著)


                                                                              (圖版來源請點我)


原文詳見:Take Up the Baton by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這並不是一則宣言。所謂的宣言預示著某個瞬光乍現的世界將要來臨並且將實質化成為主體,這樣的主體,儘管目前仍是個幽靈,必然會具體化成為改變的代理者。宣言的運作就像是古代的先知,藉由他們預見未來的力量創造出他們自己的子民。今日的社會運動則順序正好顛倒,也使得宣言與先知變得過時而無用。改變的代理者已經屈降於大街上並佔領著城市的廣場,不只威脅也推翻統治者,同時也召喚著一個新世界的視野。也許更重要的是,諸眾們(the multitudes)透過他們的邏輯與實踐,他們的口號與慾望,已然宣布了一組新的原則與真理。他們的宣告如何成為建構可新且久的社會基礎?這些原則與真理如何引導我們去重新發明我們如何與他人以及我們的世界相連結的方式?在他們的反抗裡,諸眾必須發現從宣告(declaration)通往綱領(constitution)的道途。


在2011年稍早,社會與經濟危機的程度已標示在劇烈的社會不平等時,一般常識仍教導我們要信任當權者的決擇與指引──儘管更大的災難降臨在我們身上,即使經濟與政治權貴是暴君,甚至他們正該為造成這樣的危機負責,我們也只能毫無選擇地相信他們。然而在後來整個2011年度,一系列的社會抗爭粉碎了這種常識並開始打造出新的共識。佔領華爾街是最明顯的例子,但是它也只是整個抗爭環節的一個時刻,而這些抗爭不僅推移了政治辯論的版圖,也在該年度帶為政治行動帶來新的可能性。


2011年前夕,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西亞的西迪布濟德(Sidi Bouzid, Tunisia),26歲的街頭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據傳已經得到電腦科學學位,引火自焚。月底,民眾的起義散布突尼西亞,要求「本‧阿里滾蛋![譯註:突尼西亞的獨裁總統]」(Ben Ali dégage!),到了一月中,本‧阿里(Zine el-Abidine Ben Ali)也確實跑掉了。埃及接下了突尼西亞的棒子,數十數百乃至於數千人在一月後半就把走上街頭當家常便飯,要求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滾蛋。開羅的解放廣場才被佔領了18天,穆巴拉克就逃出國了。


反對高壓政權的抗議很快地散播到北非與中東其他國家,包括了巴林(Bahrain)和葉門(Yemen),以及後來的利比亞與敘利亞,但是由突尼西亞與埃及所點燃的星火還延燒至更遠的地方。[美國的]抗議者在二月至三月佔領了威斯康辛州議會表達他們與開羅的同志們團結一致、互通聲氣,但是更關鍵的一步發生在5月15日,馬德里與巴塞隆那的中央廣場被所謂的「憤怒者」(indignados)所佔領。西班牙的紮營(encampments)行動靈感得自於突尼西亞與埃及的起義,並將他們的抗爭以新的方式傳遞。他們反對薩巴德洛(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的社會主義者政府,要求「馬上要真民主!」(Democracia real ya),拒絕所有政黨的代表,並且推進至大範圍議題的社會抗爭,從銀行的腐敗到失業,從社會服務的缺如到居住處的不足到強迫驅逐的不公義。數以百萬計的西班牙人參與了這次運動,而絕大多數人口也支持他們的訴求。在被佔領的廣場上,「憤怒者」組成了制定決策的議會以及調查委員會以探索某範圍的社會議題。


早在馬德里的太陽門(Puerta del Sol)紮營於六月被拆除前,希臘人就已經接下了「憤怒者」的棒子,並佔領了雅典的憲法廣場(Syntagma Square)以抗議樽節政策。之後不久,帳篷開始散布在特拉維夫的羅斯柴爾德大道(Rothschild Boulevard),要求社會正義與以色列人的社會福利。八月剛開始時,英國的在警察射殺一名英國黑人後,托登罕(Tottenham)爆發多場暴動並散播整個英格蘭。


當數百個最早來的佔領者於9月17日把他們的帳篷帶到紐約的祖科蒂公園(Zuccotti Park)後,就輪到他們接下棒子。而他們的行動以及該運動擴散到整個美國與全世界,也確實要從已變為他們靠山,這一整年的抗爭經驗中來理解。


許多不在這些抗爭中的人們不易從這些事件列表裡看出它們彼此關連。他們或許會說,北非的起義反對的是高壓政權,他們的訴求集中在推翻暴君,相對地歐洲、美國與以色列紮營行動中的廣泛社會訴求則要對付代議憲法體制。或許進一步說,以色列的帳篷抗議(別稱他們是一種佔領!)微妙地和諧這些訴求以對屯墾與巴勒斯坦人權的問題保持沉默;希臘人他們自己有史無前例的國債與樽節政策;至於英國暴動者的憤怒對象是其自身種族階級的長期歷史──而他們甚至沒有搭帳篷。


這些抗爭看似獨立事件且均指向特定的在地狀況。不過,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確實對著另一場抗爭說話。埃及人,當然,清楚地步上突尼西亞開拓的道路並採納了他們的口號,此外太陽門的佔領者也認為他們的抗爭承繼了解放廣場抗議者的經驗。另一方面,雅典與特拉維夫的抗議者也將眼光集中在馬德里與開羅的經驗上。華爾街的佔領者則將這些通通納入視野,將反對暴君的抗爭,舉例而言,轉譯為反對經濟暴君的抗爭。你或許會認為他們只是因為被迷惑而忘記或無視於他們自身的處境與訴求間的差異。但是我們相信他們比起那些自外於抗爭的人有著更清楚的洞察力,而且他們能夠彼此團結,不因個別的狀況與地區性而有所衝突,能與普遍的全球性抗爭共同奮鬥。


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小說中的主角「被忽視者」,在一場穿越種族主義社會的艱辛旅程後,發展出一種在抗爭中與他人溝通的能力。「天曉得」艾里森的敘事者下結論「我是藉由短波[收音機]來替你伸張呢?」今天,同樣地,那些在抗爭之中的人也用短波來溝通,但是不像艾里森的時代,如今沒有任何人代表他們。這種短波是給所有人的公開波段,而有些信息只有那些抗爭者能理解。


這些運動,當然,有著一系列的共同特徵,其中最明顯的是紮營與佔領的策略。十年前的另類全球化是種遊牧。他們從一個高峰會遷徙到下一個,彰顯出全球權力系統裡的系列重要機構的不義與反民主的本質: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和G8的國家領袖們等等。相對地,興起於2011年的抗爭圈是就地而生。一反過去隨著高峰會時程而四處浪蕩,這些社會運動原地不動而且,事實上,拒絕移動。他們的非移動性部分源自於他們深深地根植於在地與國家的社會議題之中。


這些運動也都有諸眾作為其內部組織。當時外國媒體群拼命地在突尼西亞與埃及搜尋這些運動的單一領導人。在解放廣場最火熱的時期,這些媒體每天固定推出一個可疑人選當成真正領導人:某天是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諾貝爾獎得主,改天則是Google的行銷經理戈寧(Wael Ghonim),以此類推。媒體無法理解或同意的是解放廣場上並沒有所謂的帶頭者。在那一年的這些運動裡明確拒絕產生一個領袖,其中又以華爾街的例子最為顯著。知識分子與名人在祖科蒂公園連番上陣,但是沒有一個可以被當成他們的領袖;他們是這群諸眾的客人。從開羅、馬德里到雅典與紐約,這些運動反而為組織發展出齊頭式的機制(horizontal mechanisms)。他們並未建立總部或是成立中央委員會,而是如蜂群般地散開,更重要的是,他們創造了各種制定決策的民主實踐,藉此所有的參與者得以共同領導。


這些運動所展示的第三個特徵,儘管以不同的方式,在於他們可被視為是為了共有物(the common)而抗爭。在某些例子上,這已經表達在火燄之中。當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時,他的抗爭被理解為不只是為了反對他所遭受的,來自當地警察的虐待,同時也是反對普遍存在於工人們的社會與經濟困境,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無法找到合乎他們教育的工作。在突尼西亞與埃及,推翻暴君的大聲怒吼確實讓許多觀察者無法聽到這些運動中處於危機的深刻社會與經濟議題,以及商業工會的關鍵行動。八月的倫敦暴動野火也表達出反對當下的經濟與社會秩序,如同2005年的巴黎與超過10年前的洛衫磯暴動者,英國人的憤慨對應著一組複雜的社會議題,位於議題中心的是種族從屬關係,然後接著就出現了為共有物而抗爭。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爭辯著新自由主義的不公不義以及,最終,私有財產的制度。但是這並沒有讓他們變成社會主義者。事實上,我們極少看到傳統的社會主義者運動出現在這些抗爭圈裡。而且在為公眾抗議私有財產制的同時,他們也同樣反對公有財產制與國家的控制。


在這本小冊子裡,我們將處理這些爆發於2011年的抗爭圈的願望與成果,但是我們並不直接地研究它們。相反地,我們將從研究產生這些抗爭的普遍社會與政治狀況開始著手。我們在這裡的著彈點對準由當前社會與政治危機的脈絡中所生產的主體性支配形式(the dominant forms of subjectivity)。我們將論及四個主要的主體形象──(被)負債者、(被)併吞者、(被)守護者與(被)代表者(the indebted, the mediatized, the securitized, and the represented)──所有這些形象都已被耗盡而他們的社會行動力不是被遮蓋就是被神秘化。


起義與反抗運動,我們發現,提供了我們各種手段,不只用來拒絕專制政權(前述的主體形象在其政權底下受苦),也顛覆其權力形象中的主體性。換句話說,這些抗爭在經濟上,同時也在社會與溝通領域中,發現了新的獨立自主與防備的形式,共同創造了拋棄政治性代議系統,並能夠伸張他們自身民主行動力的潛能。這些是這些運動已經實現的部分成就,並且還可以進一步地發展。


然而,要鞏固並提升這些主體的力量,則需要再跨出另一步。這些運動,事實上,已經提供了一系列的綱領性的原則,能夠成為一種創建過程(constituent process)的基礎。其中這個運動圈裡最激進與最深遠的要素之一,例如,乃是拒絕代表制與結構,代之以各種民主參與的方案。這些運動也將新的意義賦予自由、我們與共有物,以及系列中央政治性配置間的關係,這些都遠超過目前共和制憲法的界線。這些意義如今已成為新共識的一部分。他們是根本原則,並已被我們用來作為不可分離的權利,就像是那些在十八世紀大革命中所喊出的原則一般。


眼前的工作並不是將新的社會關係編列進一個固定的秩序裡,而是要創造出一種綱領性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裡,在組織這些關係並使它們得以延續的同時,也能培育出未來的革新力與對其他的諸眾保持開放性。這些社會運動已經宣布了新的獨立,而一種新的綱領性力量也必需隨後跟進。


後記:麥可‧哈德、安東尼奧‧納格利的最新作品《宣告》(Declaration)已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