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為Justice links our struggles together，出自Socialistworker.org，December 6, 2010(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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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什米爾婦女們在十一月時於斯利那加為自由而遊行。(圖版出處) |
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廣受讚譽的小說家與國際活動分子，正面臨警方調查並可能因被控煽動而受審。這次對他言論權的攻擊來自於洛伊堅定支持喀什米爾為「azaadi」，意即自由，的抗爭。這個地區夾在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並且在印度控制的地區中受到軍事佔領。洛伊曾在他的論文集《關於民主的田野筆記：聆聽蚱蜢》(Field Notes on Democracy: Listening to Grasshoppers)與其他著作裡寫到喀什米爾人的奮鬥。
印度首都德里的一間法院在受理一件對洛伊的投訴後指揮這次調查，一位喀什米爾人抗爭的領袖，賽義德‧阿里‧夏‧吉拉尼與德里大學教授S.A.R.吉拉尼，特別針對喀什米爾解放運動的問題而召開一場會議，洛伊即在這裡演講。以下，我們刊出這場演講的完整錄音稿，這場演講時而被反對洛伊的人所打斷，從S.A.R. Geelani介紹洛伊開始。
S.A.R.吉拉尼[以下簡稱SG]: 現在，我要求阿蘭達蒂·洛伊上前發言。
阿蘭達蒂·洛伊(以下簡稱AR)：如果有任何人想要丟鞋子的，請你現在丟吧...
[一些聽眾：我們有教養。]
AR: 好，我很高興。我很高興聽到這個。雖然有教養不必然是一件好事。不過就這樣吧...
[被某些聽眾打斷。]
SG：拜託，請你之後再說這些吧。現在也請拿出你的教養。
AR: 大約在一個星期或是十天前，我人在蘭契(Ranchi)，那裡有一個「人民法庭」正在對抗「綠色搜捕」──這是一個印度人政府攻擊這個國度最貧窮民眾的戰爭。在那個法庭，當我正要離開時，一個電視台記者把一隻麥克風湊到我臉上且咄咄逼人地說「女士，喀什米爾是或不是印度的一部分？喀什米爾是或不是印度的一部分？」重複了約五次。所以我就說，「聽著，喀什米爾從來就不是印度的一部分──不論你怎麼兇以及問我多少次皆是如此。」甚至連印度政府都同意，在聯合國，喀什米爾並不是印度本身的一部分。所以為何現在我們要試圖去改變這樣的說法呢？
你看，在1947年，我們被告知印度已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以及具有主權式民主，但是如果你再看看印度政府從1947年看似邁向黎明的午夜之後做了什麼，就可以看到這個曾被殖民的國家，這個因為其殖民者的想像而成為國家的國家──不列顛在1899年繪製了印度的地圖──在獨立之後即搖身變為殖民強權，並接連在曼尼普爾(Manipur)、納迦蘭(Nagaland)、米佐拉姆(Mizoram)、喀什米爾(Kashmir)、特倫干納(Telangana)、在納薩爾巴裏(Naxalbari)起義期間、以及在旁遮普(Punjab)、海德拉巴(Hyderabad)、果阿(Goa)、茱內加爾(Junagarh)以軍事手段進行干預。
經常地，印度人政府、印度人國家與印度人的中堅份子，他們指控納瑟萊黨(Naxalites，印度西孟加拉從事恐怖活動的極端組織)唯恐天下不亂，但事實上，你看到的是一個國家──這個印度人國家──從1947年開始就不斷地對它自己的人民，或者它聲稱是它自己的人民，進行曠日費時的戰爭。當你看看那些被印度興兵侵略的民族─那迦人(Nagas)、米若人(Mizos)、馬尼普里人(Manipuris)、以及在阿薩姆(Assam)、海德拉巴、喀什米爾、旁遮普的民眾──他們總是少數族群、如穆斯林、部落、基督徒、賤民、印度原住民。由種姓上層印度教國家掀起無盡的戰事──這就是我們國家的現代史。
如今，在2007年，當喀什米爾為了阿瑪納斯洞穴(Amarnath Yatra)起義對抗對其土地的占領時，我人在斯利那加[譯註：喀什米爾的首都]，當我走在路上時，碰到一個年輕的記者，我想他應該來自《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他告訴我──他無法相信能夠看到一些印度人在這裡獨自外出──他說「我可以引述妳的話嗎？」我就說「可以，你有筆嗎？因為我不要被錯誤引述。」然後我說「寫下來──印度需要從喀什米爾獲得自由，就如同喀什米爾需要從印度獲得自由一樣。」然而當我說印度時，我的意思不是印度政府。我指的是印度人民，因為我認為佔領喀什米爾──如今有七十萬警戒人員駐在有一千二百萬居民的谷地，這裡是世界上最為軍事化的地帶──而對我們，印度的人民而言去承擔這樣的佔領就像是允許某種道德的腐蝕滲入我們的血脈中。
因此對我而言，我無法容忍試圖或假裝這件事並未發生。即使媒體刪審它，我們所有人都知道──或者也許不是所有人都知道，除了我們之中曾經造訪過喀什米爾的人以外──如今喀什米爾的聲息受扼於AK-47的槍管下，無法自由地呼吸。
所以，有很多事情已經發生了。每次有選舉，民眾出去投票時，印度政府總是出來說「為什麼你們需要全民公投呢？我們有選舉，而且人民已經投票給印度了。」現在，我其實認為我們需要稍微深化我們的思考，因為我，同時地，很高興今天能有這樣的會議。我想在某些方面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會議，因為這樣的歷史性會議在一個空洞強權的首都中舉辦，而這個強權有八億三千萬人一天生活所得低於20盧布。
如今，做為一個法定的印度公民，有時候很難知道自己能站在什麼樣的立場，能夠說什麼，以及被允許說什麼，因為當印度努力從不列顛的殖民下獲得獨立時──每一個現在人們用來把喀什米爾的自由問題當成問題的論據過去正也被用來反對印度人。例如粗率地說「當地人還沒準備好接受自由，當地人還沒準備好接受民主。」。但是其中各方面的複雜性也是真確的──我指的是安貝德卡(Ambedkar)、甘地(Gandhi)與尼赫魯(Nehru)間的大辯論，這些都是真正的爭論──而在過去60年裡，不管印度官方做了什麼，這個國度裡的人民已經議論過、爭辯過並深化了自由的意義。
我們也失去了很多立足點，因為今天我們已經到了如此田地，印度─這個曾經號稱自己是不結盟國家，並以此仰首傲視國際的國家─如今已完全俯首貼耳於美國的腳下。所以我們今天是個奴才國家。我們的經濟完全地──不管證券交易所靈敏度指標如何後市看漲，這樣的事實本身就是印度人警察、民兵以及，也許很快地，軍隊布署在整個印度中部的理由，而這就是一直暗中施加於我們的壓搾式殖民經濟。
不過我之所以說我們需要做的是去深化這樣的對話，是因為我們很容易自詡為投身抵抗的偉大鬥士──對象可以是任何事，不管是叢林裡的毛派或是街頭上丟石頭的人──但我們必須明白我們實際上面對的是某些非常嚴重的事情。我很遺憾原住民的弓與箭與年輕人手中的石塊恐怕已變成抗爭的基本配備，但這並不是為我們贏得自由的唯一事物，為此，我們必須更有策略。我們需要自我質疑，我們需要結盟，需要認真的盟友...
因為...我常說在1986年當資本主義在阿富汗的山區贏得反對蘇維埃共產主義的聖戰後，整個世界變了，印度再度讓自己編整在單面向的世界裡，並且在這樣的再編整中，它做了兩件事，它打開了兩道閘門。其一是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建於1528年，1992年12月6日被印度教徒摧毀)另一個是印度市場，它濬通了兩種極權主義──印度教法西斯主義，印度民族法西斯主義與經濟極權主義。而這些主義製造了它們自己的恐怖主義對手──然後你就有了伊斯蘭「恐怖份子」和毛派「恐怖份子」。
這個過程使得這個國度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在一天20盧布的所得下，但它也分裂我們，當我們事實上應該密切地團結一致時，它讓我們花費所有的時間在彼此爭鬥上。那些在曼尼普爾、那加蘭邦、喀什米爾、印度中部的爭鬥，以及所有的窮人、違建戶、小販，所有的貧民窟居民等等，這些都應該彼此團結在一起。
但是這些爭鬥該用什麼來將它們聯繫在一起呢？就是公義(justice)的理念。因為有的爭鬥並不是為了公義而奮戰。有許多如世界印度教徒會議(Vishva Hindu Parishad， VHP)的人民運動雖然是人民運動──但卻是為了法西斯主義而戰，是為了不公義而戰。我們不要與這樣的運動聯盟。所以不見得每一場運動，每一個在街頭上的人以及每一個口號都是訴諸公義。
因此當我在阿瑪納斯運動時期走在喀什米爾的街頭上時，以及甚至在今天──我最近還沒有去喀什米爾──但是我了解並由衷地讚賞當地民眾所進行的爭鬥，由年輕人所發起的抗爭。我不要讓他們覺得失望，甚至不希望他們被他們自己的領導者所辜負，因為我要相信這場抗爭是一場對公義的抗爭。不是一場你只選擇為你自己的公義而做的戰鬥──「我們要公義，但是其他傢伙被壓迫沒關係。」這不是對的。
我記得我在2007年寫道，我說當我在斯利那加的街上聽到民眾高喊「我們不要快餓死與殘敗的印度，而要擁抱巴基斯坦─我們的夢想之地。」(Starving and tattered India we reject; Pakistan - land of our dreams - we embrace)時，那讓我感到心碎。我說「不，快餓死與殘敗的印度與你們同在，如果你們是為一個公平的社會而奮鬥，你必須和那些無力的民眾站在一起。」
正如你們所知，我長期參與那瑪達河谷反對興建大水壩的抗爭，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兩個河谷：喀什米爾河谷與那瑪達河谷。
在那米達河谷，他們談到壓迫，但也許那裡的民眾並不真的知道什麼是壓迫，因為他們未經歷過發生在喀什米爾河谷的那種壓迫。不過他們對於帝國主義世界與地球上的的經濟結構、它做了什麼及這些大水庫如何創造你無法避免的不平等，具有非常、非常、非常細緻的理解。而在喀什米爾河谷你則可以看見對壓迫的細緻理解──這來自60年來秘密任務、諜報、情報行動，以及死亡與殺戮的壓迫。
但是你們是否已將自己隔絕於這些來自他人的理解，這些關於今天的世界世界是何樣貌的理解之外呢？這些經濟結構是什麼？你為什麼樣的喀什米爾而奮鬥？因為我們與你們一起奮戰，我們與你們一起。但是我們要的──我們希望它將是一場為公義而戰的奮鬥。我們現在知道「世俗主義」(secularism)這個印度政府丟給我們的字是個空洞的字眼，因為你不能殺害68,000個喀什米爾穆斯林然後稱你自己是一個世俗政府。你不能在古吉拉特殺害68,000個喀什米爾穆斯林然後稱你自己是一個世俗政府。
此外，你們也不能接著轉過身來說「我們被[多數人]允許虐待我們的少數民族。」所以什麼樣的公義是你所奮力追求的？我希望年輕人能夠深化他們對自由的理念。因為這正是你們所抗爭的這個政府與你的敵人用來分化你們的東西。
[一些聽眾：妳知道那些梵學家發生什麼事嗎？]
AR：我知道那些喀什米爾梵學家的新聞，而且我也知道那些喀什米爾梵學家的新聞是錯誤的。不過，這並不代表不公義的事並未發生。
[一些聽眾：妳知道有多少印度人被殺嗎？]
AR：我想──好，讓我繼續說。
[部分聽眾大聲議論。]
SG：我請求各位坐下。
AR：好，我要說的是剛剛的鼓噪是基於誤解，因為我正要開始談論公義，在這個關於公義的談話裡，我正要說的是發生在喀什米爾梵學家身上的事是個悲劇，所以我不曉得為何你們都開始喊叫。我認為它是一個悲劇是因為當我們站在這裡談論公義時，它是屬於每一個人的公義，而我們之中那些站在這裡談論他人的處境時，它同時也是代表每一個人的處境──不論是少數族群，不管是少數民族或是宗教上的少數或是種姓裡的少數──我們不相信多數主義(majoritarianism)。
所以這就是為何我一直提到在喀什米爾的每個人對於你們正在為什麼樣的社會而奮鬥必須要有非常深刻的討論。因為喀什米爾是個非常多樣的社群，而這樣的討論不能只來自於那些反對自由或是試圖分化爭鬥的批評家與群眾。它必需來自你們之中，而不是讓其他群眾議論著「他們不曉得自由是什麼意思，若他們指的是吉爾吉斯(Gilgit)和巴爾帝斯坦(Baltistan)，那麼查謨(Jammu)呢？那麼拉達克(Laddakh)呢？」的地方。在查謨和喀什米爾當地的民眾非常能夠自己發起許多爭論，我想他們懂得這個道理。
因此僅僅試圖以對民眾吼叫的方式來擾亂事情完全是不得要領。因為我想這些人，喀什米爾的梵學者──每次我停留在喀什米爾時，我都聽到群眾說歡迎他們回來，而且我知道住在那裡的人也這麼認為。所以我要說的是當我們進行這些政治論爭時，我覺得我必需細察並聆聽與跟隨最近在喀什米爾的起義──沒有武裝的民眾、帶著石頭的年輕人，女人，甚至小孩走上街頭面對大批帶槍的軍隊，這種事世界上沒有人能夠鐵下心不對他們致敬的。
然而這也取決那些領導抗爭的人們──取決於那些想要有所進展的人們。因為你無法只是把它丟在街頭就算了。因為印度人政府──你知道它最偉大的藝術是什麼嗎？不殺人──這是第二偉大的藝術。第一偉大的藝術就是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然後希望每個人就這樣沒力氣了。然後是危機管理──有時候是在一場選舉，有時候是其他某些事。但重點是人們必須要在街頭上的正面衝突以外看到更多東西。
你必須自問為什麼──納迦蘭的民眾必須自問為什麼有納迦營軍在切蒂斯格爾犯下最慘無人道的暴行。我在喀什米爾花了那麼多時間看著中央後備警察部隊（Central Reserve PoliceForce,CRPF）、邊境安全部隊（Border Security Force,BSF）與國家步槍隊（Rashtriya Rifles）封鎖河谷後，我第一次前往切蒂斯格爾，在途中我看見喀什米爾人的邊境安全部隊、喀什米爾人的邊境安全部隊在切蒂斯格爾沿路殺害民眾。你必須自問。除了丟石頭外還有很多抗爭的方式──不能再允許這些事情發生了。要自問這個政府是如何利用民眾？
這些殖民政府，不論它是印度的不列顛政府或是在喀什米爾、納迦蘭或是在切蒂斯格爾的印度人政府，他們正在從事著製造管理他們占領地的中堅份子，因此你必須了解你的敵人，以及你必需能夠以多種方式回應，以你的策略，你的才智以及以你的政治──國際性或是地域性以及其他任何方式。你必須擁有自己的同盟，因為若非如此，你將會像是一條憤怒地在魚池裡兜圈的魚，衝撞外牆最後耗盡力氣，因為這些牆非常、非常堅固。
所以再來我只想說這句話：想想公義，但是不要只挑選你自己的不義。不要說「我要公義，但是旁邊的傢伙或旁邊的女人沒有它沒關係。」因為公義是團結的關鍵，而團結則是現實抗爭的基石。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