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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惡魔河谷核電廠的抗議者(圖片來自這裡) |
(本文轉譯自：Jasper,
J. M. (1997). "Tastes
in Tactics,"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229-250.)
品味能夠被分類，而且品味也能對分類者進行分類。所有的社會主體，既是被他們自己的分類法所分類，也藉由他們所做的區別來區分彼此，在美與醜、出色與粗俗之間，其中即明示或暗示出他們在客觀分類中的位置。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當我詢問一位「和平母親」(Mothers for Peace)的成員對「鮑魚聯盟」(Abalone Alliance)的看法時，她笑著翻白眼說「嗯，他們對自己人來說有某種魅力在。」然後她謹慎而緩慢地說「如果沒有必要的話，我們是不會跟他們打交道的，因為他們會把我們搞瘋掉。」不過她之後承認「我們很高興他們在這裡，做他們自己的事。他們有很大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媒體報導方面。」和平母親的成員，我們已經看到，主要是由中產階級與當地中年居民組成，她們在核能紀律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NRC，以下簡稱「核委會」)的聽證會裡作證並尋求其他法律策略進行抗爭。她們的成員與反文化的鮑魚同盟成員之間很少重疊。
兩方團體都在「做他們自己的事」，並都藉著一己之力真心誠意地試圖阻止惡魔河谷(Diablo Canyon)核電廠的興建。他們各自有著特別的「策略上的品味」(Tastes in tactics)並導致他們偏好不同的行動途徑，分別發展出某種清楚的勞動分工。和平母親們追求法律途徑來表達異議，在法庭上運籌並避免進行非法活動，相對地鮑魚聯盟則贊助非法或法外行動。這裡有一個抗爭運動裡的普遍特徵：一種不自在結盟，介於各行其道的團體之間，通常彼此在道德感方面只有些微差異。社會運動裡的「運動」這個字眼則經常掩飾了這種深切的歧異性；事實上在許多案例中，這些團體不僅彼此少有往來，甚至不喜歡彼此。
社運的身份識別(Movement identities)能夠在缺乏許多個人或組織連帶的情況下形成，它只需要立基於一種感覺，即有其他志趣相投的人為著類似的共同目標在那裡努力著。鮑魚聯盟的成員，例如，與其他反核團體間並無持續的連繫；在瑪麗歐‧迪安尼（Mario Diani）對於米蘭環保運動的紮實研究裡，也發現每個團體與其他團體間，彼此有持續連繫的數量不超過三個──而且他們還是在同一個都會區。（註一）此外，相對於公民運動(citizenship movements)經常視官方組織為施力點與能見度的指標，近期的後公民運動通常都避開這些組織。尤其在見到1960年代的新聞媒體如何聚焦在少數醒目的領袖與團體上，以及如何扭曲並暗中破壞更大的新左派與相關社運後，形成於1970與1980年代的後工業時代社運團體領袖們，均處心積慮地避免產生醒目的領袖與中央集權的組織。他們認為去中心化的組織對社會比較好，並將其實踐在他們的組織裡。雖然大多數的抗爭運動裡都有許多各自追求不同策略的團體，不過這一點在後工業運動裡特別地顯著（甚至是有意如此）。
和平母親與鮑魚聯盟也例示了結盟的一種普遍類型，特別是在反對科技或環境危害的社運裡，以及在那些居住在抗爭目標周圍的在地人與非在地人之間。1960年代中期在美國境內首波大量建立核子反應爐的浪潮引起了零星的抗議，大多是由居住在預定地附近的居民發起，儘管比例上大多數的反應爐並未被反對。到了1970年代早期，全國性的團體開始出現，這些團體首要關心的是反應爐的環境效應（水的暖化、輻射外洩），其次則是發生意外的機率。專家間的爭論，以及來自國家原子能實驗室內的批判，則將這些議題帶入了大眾的目光下。當能源政策因為1973至1974年的石油危機成為新聞頭條後，拉菲‧納達(Ralph Nader)與其他人讓這個運動擴張為全國性訴求。社運的身份識別首次浮現，連帶更新並撫慰了分散各地的抗爭團體與個人(他們很難從全國性團體身上獲得什麼實際好處)。遊說國會(Lobbying Congress)在核委會聽證會作證以外也成為異議者的主要策略。不過這些策略其實都十分地規矩。
在1975年與1976年之後，反核運動發生了戲劇性的轉向。非法的直接行動，特別是據點抗爭(site occupations)，快速地擴散到全國各地的地方性反核行動，並以蛤蜊聯盟(Clamshell Alliance)為開端，該聯盟反對西布魯克核電廠(Seabrook plant)設置在新漢普夏(New Hampshire)。這些策略都伴隨著明確的非暴力行動訓練，以及立基於同盟團體(affinity group)的組織架構。所謂的「聯盟」開始掘起──鮑魚聯盟、山艾聯盟(Sagebrush Alliance)、巨仙人掌(the Saguaro)、犰狳(the Armadillo)─均是由各同盟團體組成的聯盟。這些團體鄙視先前的反核組織採取法律介入(legal intervention)的途徑，反而偏好據點抗爭(site occupations)、駐在紮營(encampments)，以及大型集會(large rallies)。某些人甚至願意破壞建築物與設備。所有成員均願意打破法律，有時會在監獄裡耗個幾天或幾周。正如我們所見，鮑魚聯盟是典型的例子。隨著新的策略也出現了新的理念型態(new ideology)，將核能聯繫至大企業對利潤無止盡地追求以及美國政府在這些行動中的共謀角色。它也追溯民用核能歷史至其軍事根源，喚起核武擴散的問題。
在這些團體之中，新的策略與理念型態(ideology)吸引了新類型的反核社運份子。大多數加入這些同盟團體的人在反核運動中都是新手，多是因為聽聞據點抗爭在德國懷勒(Whyl, Germany，當地居民在1975年以據點的方式抗議核電廠設立，後來在各方聲援下，官方撤銷了核電廠的營建執照)的成功例子而受到鼓舞。他們都比較年輕，偏向左傾，更加偏重理念(ideological)，而且不太可能直接受到核能電廠危害。他們跟當地的干涉團體或全國性組織幾乎沒有往來。在我針對惡魔河谷的調查結果裡，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結果顯示非當地人對於小即是美(small-is-beautiful)的價值較感興趣，並且更加懷疑科技與科學。非當地人在當地不止單純為了阻止惡魔河谷核電廠，而是另有更廣泛的行程。確實，在1984年後鮑魚聯盟成員的活動延伸到美國中部、核武，以及其他議題，而聖路易斯-奧比斯保(San Luis Obispo)的當地抗議者仍然繼續聚焦在惡魔河谷核電廠上。
重視理念型態的極端類型之一是來自於加州各地的抗爭者，他們具有成熟的政治立場，通常是全職的政治行動家，經常過著非傳統的生活格局，對他們而言，惡魔河谷只是科技至上主義盲目追求科技變化、經濟成長或利潤的一個例子。另一方面則是中產階級的在地抗議者，他們對關掉惡魔廠的關注更甚於全球政治議題，但是基於某些或先前的經驗，他們也變得對國家治理程序與科技不再有期待。(註二)原則上，當地人在1979年的三哩島事故(Three Mile Island, 位於美國賓州)之前就已經開始反對惡魔廠，而許多非當地人都是在三哩島之後才開始活動。當然，有些當地人因為反對惡魔廠而被拉進鮑魚聯盟的反文化圈，不過在反核運動裡的這組對照，即當地人對上非當地人仍然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在我的調查裡，在地人與非在地人在「無法置評」的回應上有不同的模式。由於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的偏差在於它強迫回應者在問卷的問題上選邊站，因此「不知道」的回應數目或許也對調查者提示出一個團體多大程度上同聲一氣。在這個案例上，當地人與非當地人在核能與核武、科學與科技、環境，以及經濟成長方面有明確的看法。但是在和企業與政府，以及他們各自的角色上，當地人比非當地人有更多「無法置評」的回應：基本上是25-30%對10-15%。訴諸直接行動的次文化團體，除了有較為基進的政治立場外，也較可能早已對這類政治問題擬定一種說法。
圖表10.1呈現出當地人與非當地人之間的其他差異。雖然當地與非當地的社運人士都有參與政治活動的經歷，但這樣的經歷對後者而言較具重要且強烈的意義。在那些走超過二十五哩路來到這裡的人之中，百分之六十五表示先前的社運參與對於他們加入反核社運上具有重大影響，對比旅行二十五哩以下的百分之三十九。同樣地，有百分之七十五來自城市者也說同樣的話，對比百分之四十五來自其他地區的人；同意的還有百分之七十一的「環保基進人士」(environmental radicals)，對比百分之四十五的維新派(reformists)與百分之三十七的體制派(conformists)。(這些定義是根據他們認為需多少結構上的改變才能達成環境保護的目標而定。)另一方面，朋友、媒體與事件的相對影響在各類別受訪者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別。社會網絡對所有回應者類別(categories of respondents)都重要，但是這些網絡更有可能預先形塑自接觸非當地人、基進主義者與城市人──意即社運裡的直接行動派所進行的政治活動。當地人的社會連帶的形成則較有可能外於政治活動與網絡模型慣常描繪的類型。正如一個當地人所述「我想我們較可能在家長暨教師會(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PTA)來認識彼此；那些鮑魚聯盟的人似乎都一起住在團體家屋(group homes)裡，或因為其他原因而成為長期的夥伴。」一位鮑魚的成員說「他們[當地抗爭者]都有家庭，只要發生一次意外他們就可能遇害。我真的為他們的處境感到遺憾...我們[來自舊金山]之中有很多人來到這裡反抗資本主義與科技至上主義(technocracy)。我們傾向認為這些大議題比較重要──但是它非常不切實際，如果跟擔心你的孩子比起來的話。」
這些新抗爭者與舊抗爭者間形成了不自在的結盟。和平母親持續追求選戰策略與在核委會的聽證會上作證。在個人方面，一些和平母親的成員以個人身份參加了一些鮑魚聯盟的活動，包括了1981年的封鎖行動，但是組織間的連合狀況顯然困難重重。母親們覺得這些鮑魚的成員「太輕浮」(too flaky)。和平母親的內部具有清楚的勞動分工，基於誰有足夠的時間、意願與專業去進行每一項任務，而這種分工正與直接行動團體偏好的輪值形式適成對比。其中一人批評鮑魚聯盟「工作輪替聽起來很棒，但事實是你已經和媒體、專家建立固定連繫並且已經熟練了你的工作。此時再讓某個菜鳥接手你剛學會的事(learned the ropes)實在很蠢。」母親們很少關心如何維持一個次文化，而將主要心力都投注在媒體、律師與核委會官員，她們對於投注許多心力在建立次文化情誼而非有效行動與論辯的策略顯然也不會感興趣。鮑魚聯盟，反過來說，則認為和平母親們的法律干涉既無效且註定無法實現的(quixotic)。這兩個團體都很高興彼此可以結盟，但也很高興不用一起工作。一種共有的社運自我認同感與共同的目的在這兩個團體間助長了互相尊重，但這沒辦法讓他們喜歡彼此。在全國各地，當直接行動的團體在1980年代早期開始離開反核運動時(通常轉而活躍於快速興起的凍結核武運動[nuclear freeze movement])，在地團體仍然在各自的地方上持續活動。
在這一章，我要藉由探問是否策略的選擇並不單是因為他們的有效性，而是也來自他們在象徵性與情感上的暗示，來繼續探討社運的內部文化。這些策略，換句話說，是否為一個社會運動或一個團體文化的一部分？或是抗爭者只是試驗何者有用，再找出最有效的手段？和平母親與鮑魚聯盟，在阻止惡魔河谷核電廠的相同目標下，均能同心一致地在當下發生的事件中描繪出不同的策略性提示。他們每一個團體在單純地阻止惡魔廠之外，是否還有額外，彼此不同的，非工具性的目標呢？抗爭策略是否全然以外於抗爭團體的觀眾為導向，或者他們同時也有內部的觀眾與期待？和平母親們的策略，是否如她們所宣稱，純粹是以最有效者來考量，或是母親們其實對於法律途徑情有獨鐘？是否品味，換言之，也影響了戰略與策略上的選擇？
要解釋抗爭者的所作所為，我們必須回答三個連續問題。第一，為什麼他們會有這些可能策略的選項庫(repertories)供他們行動？在所有已知的抗爭形式裡，為什麼只有某些策略被運用在，或者甚至只列入考慮，歷史上的特定時刻與既定的社會裡？作為最為結構性的提問，這個問題已經得到最多學者的處理，特別是政治進程理論家([political] process theorists)。第二，在一個既有的可能性選項庫裡，為什麼他們會選擇某個策略性進路並付諸實踐？為什麼是放炸彈而不是遊行，或者為什麼是遊行而不是連署抗議信？第三，一旦他們已經選擇了一個特定的策略，他們如何運用它？其次則是他們如何決定要把炸彈安裝在哪裡，何時以及是否要引爆？這些細節都標示出巨大的心理學上的差異──通常是決定成功與失敗間的差異。如果策略的選擇(the choice of tactics)就像是決定要搭車、公車或火車，戰術(strategic decisions)就包括了要開多快、什麼時候要改道，以及是否要按喇叭。這個章節檢驗策略的選擇；第十三章將轉向戰術性選擇的開展。這三個解釋都涉及了內部文化與外部戰術的結合。(註三)
策略的選擇
抗爭者如何挑出他們的策略，他們如何決定實際上要「做」什麼，這樣的問題很少在抗爭運動的研究中被處理。群眾理論者(Crowd theorists)揚棄任何非機構性的策略，視其為誤導與非理性，是心智未成熟的產物。在許多相關的闡釋裡，抗爭是一種三分鐘熱度，受到群眾、新興的標準、遠離政治系統，或世代反抗的狂熱所驅使。它是一種心理學式的過程，是挫敗與憤怒的直接結果，與存在的戰術性機會幾無關連，並且無涉於理性選擇。
在另一個極端，最近同情抗爭者的觀察家偶而會下結論說這些策略上的改變是針對現有狀況與條件所作的理性應對及因應之道。資源動員([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與政治進程理論傳統下的學者開始視抗爭為理性與有目的性，而他們研究策略性選擇時則視其為尋找有效的手段以達成獨立的目標。策略本身被視為是中性的，並認為抗爭者關心的是其有效性。一種頓挫的理論模型(frustration model)因而出現──不過它對頓挫有不同的定義。雖然個人的心理與情緒性的過程不再被視為是促成他們改變策略偏好，以及可能非理性地行動的原因，但是頓挫卻取而代之，成為政治途徑被阻隔後的反應。特別是，政治進程理論強調國家協助的角色或鎮壓抗爭者訴求的能力。一但外在環境被完全指定，策略經常就直接隨後被敲定。(註四)
基茨凱爾特(Herbert Kitschelt)在解釋為何反核運動在法國與西德比起在瑞典和美國要來得暴力時，精要地把握住這種觀點。他的政治機會結構觀點，以此作為前提：「當政治系統被封閉，並且有相當的能力去防範阻礙政策執行的威脅時，社會運動就有可能在建制的政策管道外採取『正面衝突』(confrontational)、阻撓性的戰術回應。」(註五)基茨凱爾特以一種十分靜態的語言來呈現他的解釋，就好像反核運動非得先試錯所有的主流策略後，才能知道現有的政治結構是否能夠滲透一般。他並未討論文化性的過程，而抗議者正是藉此了解到主流策略的可行性，而這或許是同一個人不停地試錯，或是新進者的努力。這也反應出另一個關於策略與戰術的對照假設，資源動員理論與政治進程理論經常漏掉的洞見在於人們偏好某些策略而非其他，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獨立於它們對結果的效用。抗爭者在乎結果，這無庸贅言，但他們也在乎策略本身。
強調國家的回應作為決定策略選擇的主要因素，這樣的看法通常較能解釋公民社會運動直接對國家進行聲明的訴求。基茨凱爾特將這個理論模型用在後公民社運時雖然也具說服力，但這是因為國家與核能反應爐的發展與設置一直密不可分。但是這種緊密關係在不同議題與國家裡會十分不同。核能在法國就是國立的，但是在美國並非如此，而是私人公司在此建造與經營反應爐。在美國，反核抗爭者在觀眾與策略上不只有一種選擇，同時在策略品味上也有更多的空間容納各種變奏。在法國，策略選擇正如基茨凱爾特所述，來自於戰術的考量更勝於文化邏輯。
政治進程理論家所強調的政治性結構下的機會與限制則較能解釋選項庫而不是從中作出的選擇與運用──但是在這個層次上，很多幾乎是不言而諭(truism)。例如在沒有法庭的政體裡，抗爭者就無法進行法律訴訟。他們也無法在沒有選舉制的極權國家裡採用選舉策略。在大範圍的歷史視角下，選項庫的變化並非理論關注所在。然而，通常策略的選擇及其運用在解釋抗爭者的作為上卻有更重要的影響力。
對絕大多數的學者來說，策略選擇的問題就是沒辦法引起他們興趣。策略若不是心理學式的，群眾的憤怒與情緒表現的一部分，就是直接被用來將團體的外部效用最大化。每一種方式對抗爭者來說似乎於內於外都沒有什麼特別意義。在近期對社會運動研究文獻進行的廣泛檢視裡，平均每三十四頁裡只有不到半頁在探討策略的選擇；唯一被引用的經驗性研究是甘森(William Gamson)的《社會抗爭的戰術》(The Strategy of Social Protest)，內容上是在處理不同目標與策略在達到成功方面的效果，而不是他們是如何被選擇(其中的預設是以有效性作為衡量標準)。(註六)在麥亞當斯(McAdam)對策略創新的步調所作的研究裡，那些在與對手互動中用來成為戰術性功能的策略，缺少任何文化上與心理學上的因素。他對效用的興趣同樣也大於策略創新的根源。(註七)
解釋抗爭者如何從現有的策略中作出選擇，常常被簡化為解釋選項庫中的可行性策略的範圍。提利(Charles Tilly)直接處理抗爭者的「集體行動的選項庫」(repertoires of collective action)：不管在什麼社會裡，儘管在過去的歷史中已有數不盡的抗爭活動，但團體都只能運用數目少得令人吃驚的策略來追求他們的集體目的。(註八)抗爭者在進行時知道如何做這些而非其他事；也偏好要去作那些而非其他事。提利列出五個形塑選項庫的因素：「普及於大眾之中權利與正義的標準；大眾(population)的日常生活；大眾的內在組織；其在前一次集體行動中所累積的經驗：大眾在世界裡所歸屬的壓抑型式。」(註九)這些因素主要用於解釋何以現存選項庫的有各種內容，雖然它們或許有助於說明策略如何從中選出。然而當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概念附加在選項庫概念之上時，解釋就偏向呈現抗爭者是根據是否可行來行動。提利在抗爭者一方的「選擇」上遺留了一點解釋空間，或許這是因為對他來說，累積經驗的是大眾，而非團體或所有個體。
這些選項庫有明確的認知成份：抗爭者必需熟悉各種實踐方式。但是其中還有附帶的到德成份：除了有效以外，抗爭者必需覺得這樣的活動是好的或有品味的。所謂的「權利與正義的標準」其實是個極為多樣的文化建構，不但被當成目的，也被用於行動上。其中也有藝術性兼戰術性的成份：抗爭者做他們最擅長的，從中可以發揮創造力且樂在其中。在技術性的技巧之上還有完熟感(familiarity)，有助於解釋選擇如何在選項庫「之中」被提取。在這之中，與結構上的限制同等重要，選項庫與選擇均依靠文化性學習與戰術上的精湛技巧(virtuosity)。若以提利的選項庫解釋模型，很難解釋為何具有同樣目標與機會的團體們那麼常使用如此不同的策略。
即使在提利的複雜研究裡，策略仍然相對中性，外部考量的結果仍然大於內在的、倫理性的偏好。他們主要形塑自現有的知識、資源的相對可得性，以及評估其他行動者會如何回應。這也是何以所有「理性的」抗爭者會從選項庫裡選擇同樣的策略。不過抗爭者在選擇策略時部分也是因為策略本身的內在價值。有時候是因為這些策略令人愉悅。在其他時候，這些則有助於強化抗爭者之間的情感連帶，由此而建立的次文化就變得和在外在現實中達成預期目標一樣地重要──即便內在與外在目標之間關係緊張。即使在我們解釋選項庫時，特別是當在解釋策略選擇與其中的運用時，我們都必需結合內在的偏好與外在的、戰術性的考量。
策略極少是，甚至不曾是，抗爭者不會在乎的中性手段。策略代表了重要的日常功課，在這些人的生命裡無論是情感上與道德上都具有極突出的地位。就如他們的理念型態，他們的行動也表現出抗爭者的政治認同與倫理視野(moral vision)。參與核委會的聽證會或是在外面的街上阻擋交通，表現的是不同的事物，而這關乎著一個人的個人自我、社運身份的認同、對於官方權力的態度，以及其他事物。在同樣的社會運動與活躍者的身份認可上，可以存在著歧出的策略上的認可標準：有些人認為自己屬於那些訴諸直接行動的人們，其他則以自己身為基進的守護者為榮，再其他人則安於在正式管道內與專家和政府代表打交道。由此，我猜想凌駕於社運身份識別之上的行動者的身份認可，經常是建立在策略的認可標準上。但是這些策略上的認可標準又來自何方呢？
布爾迪厄曾經以他的「慣習」(habitus)概念來探索品味的起源。雖然隨著時間他對他的定義添加了許多層意義，不過慣習可以最簡單的方式想成是一種行為習性的性情傾向，一種鬆散的「感官、鑑賞與行動間的矩陣」(matrix of perceptions, appreciations, and actions)使得一個人可以臨場反應新的或熟悉的情境。(註十)慣習正位於明確意識的表面底下，而共享的慣習(shared habitus)則是人們需要在日常實務裡用來理解同伴的意思是什麼以及他們在做什麼。因為它的運作就像是一種感性或直覺，因此慣習有其自主性，有別於其他如更為明確的道德規則以及理性等影響行動的因素。它是一種「內化的法則...在每個能動者最早的成長裡就潛伏於內，不僅是實踐的協力合作，同時也是協力合作的實踐先決條件。」(註十一)這些品味遠非嚴格的規則或標準，而另一方面，它也容許玩家發揮或反對規則。這些品味能提示出某些想法、感受、評估以及行動，在阻礙其他人的同時，也空出相當的空間讓成員這些大方向內進行籌劃。這樣的性情傾向也是隱含的道德判斷。
策略上的品味，就像絕大多數的文化性感受一樣，結合了倫理、情感與認知。特別的是，只有認知的面向為學者所承認。司諾(Snow)與班佛德(Benford)的說法和我類似：「社運策略並不單是環境限制與應對方式的作用力，它同時也受制於主導架構(master frames)。」(註十二)他們的一般強調都放在信念上，但他們也提到了價值(雖然不太清楚他們是不是架構的一部分，而這個架構看起來像是純粹的認知性的)。其中情感確是缺席的。
鮑魚聯盟成員的策略品味源自於複雜的因素：他們在正式教育中所學的東西；他們刻意地迴避大型的官僚機構；他們，通常是負面的，對於1960年代社運發展的反應；他們在1970年代社會運動中所接受的普遍社會教化歷程；投注在社會正義的各種理念思想；以及發生在許多政治團體中，對於民主程序的自發性討論。類似的因素也將和平母親們導向了另一個有些不同的方向；身為專業中產階級的女兒們，他們之中許多人期待這個世界是能透過國家介入來獲得控制。他們對系統的信任在越南戰爭與惡魔河谷案中瀕臨邊際，但是並未完全破碎。品味在策略裡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持續顯示穩定，部分是因為他們被相對應的技能與信念所強化，部份則是因為正面的情緒或道德價值具現在深層的性情傾向中。母親們從未放棄她們追隨規則的傾向，即這樣的策略效果很差。
和平母親們不斷地在缺乏成功裡掙扎。「這經常令人沮喪，」其中一個人說「我們知道我們並不被人重視...但是當你持續地作，儘可能地作，直到有聽證會能去，然後你就可以去請個律師然後工作開始上軌道。」因此策略本身在停滯與上軌道間具有自己的生命。心理學上，沉沒成本(sunk costs，意即已支付卻無法回收的成本)可以讓焦慮越滾越大。但是儘管失望，母親們仍然維持更多正面的評估；聽證會沒有發揮作用，但是另一個或許可以。他們也對另一個替代方案有負面感覺。其中一人說「我，去睡在田裡？」另一個人則說「鮑魚們也不太像能阻止核電廠。」
這樣的評價有點武斷，因為沒有人知道─說到底─怎樣才能阻止惡魔河谷核電廠。雖然和平母親們堅持他們在做的事才是最有效的，但她們其實是在做她們感覺上比較有效的事──而這種感覺需要一個解釋。鮑魚聯盟與母親們都相信她們的策略最有可能成功──這種信念所具有的情感與道德性基礎就和認知一樣重要。不過不管對哪一方而言，勝利並不是一切。「另一個行動[公民不服從]目前無法阻止惡魔河谷」一個鮑魚聯盟的成員承認「但這麼做仍然是對的。」──這是為了她的個人認同與尊嚴，以及因為一個較大的次文化而說。其中或許也有某種存有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意即一種為維護個人生命經驗與價值一貫性而產生的心理防衛機制)：放棄一個慣習已根深柢固的行動路線將會令人感到不安。其結果常變成所謂的成功，在狹隘的定義下，並不全然是重要的事。
資源動員與政治進程理論者經常將策略品味簡化為結構性位置。假設和平母親們的品味是被生命史上的可及性(biographical availability)所形塑，像是因為家裡有小孩，那麼像長達一星期的駐營就會預先被排除掉嗎？其中一個人說「我們也沒有做很多非法的事來反對越南戰爭。」她們的策略品味在十五年來似乎也沒太大的變化，此外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因為小孩已經離開家去念大學，因此在人生上已再度處於可及性的狀態。但是他們仍然維持他們偏好的策略。在抗爭中的初始社會教化經歷，就像值得紀念的事件一樣，能夠留下持續的象徵性印記。不過這並不表示結構性的動機與文化性品味或知識之間是不相容的。在研究北愛爾蘭的新進者如何基進化一個天主教權力團體時，比區(Stephen Beach)認為「工人階級的改信者早已十分熟悉持續一個世紀以來暴力抗爭的社群傳統，反之中產階級的學生則對這樣的傳統十分陌生。此外，這些來自貧民區的年輕人在參與激烈行動時並不擔心有損於他們未來的前途；他們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了。」(註十三)這顯示文化與結構不僅很少是對立的，而且他們通常會互相強化彼此。
資源與「民眾所有」(population’s)論的專家們，如提利所述，在對抗爭團體解釋有哪些策略的選項庫上十分重要。但是在解釋他們如何精挑細選選項庫的工具時，需要更加注意文化、生命史與抗爭的技藝(culture, biography, and the art of protest)。不僅如此，他們在選定策略後如何運用，也需要多加注意心理學上的細微差異，包括了內部與外部因素的重要性。戰術上的考量如時機與偶發事件都扮演著關鍵角色。抗爭者不僅在運用現成的選項庫；他們也從中進行創新並且在不同時機裡部署不同的組合。選項庫、其中的策略選擇，以及策略的戰術性運用，這些都受到內在社運文化與個人生命史的影響，而這些就和他們也受到外部的政治機會與其他玩家所作的行動影響一樣重要。
內部的衝突
不同的策略品味能夠導致不同團體之間，或一個團體內部的衝突，就像不同的目標也會導致的結果一樣。社運組織間的競爭，特別是對於成果的競爭，是資源動員理論的主要洞見，特別是麥肯錫(McCarthy)與查德(Zald)的著作。(註十四)有時他們是直接競爭，例如不同團體都在爭取同一群觀眾：從同一群直郵廣告名單(direct-mail lists)中爭取經費支助、奮力獲得同一個新聞媒體的注意、攻擊同一個對手，與處理同一個國家的權勢時。有時競爭團體會對他們的觀眾進行分眾，以避免直接競爭：基進者有他們的支持者，也有他們自己的預設對手，以及甚至他們要對付的國家機構，而溫和路線者則有他們自己的設定。
策略上的緊張關係經常是在不同世代的新進者間引起，這些人會在策略上帶進對立的品味。例子有很多。在寫到墮胎、禁酒，與其他改革運動時，歷史學家強森(Paul Johnson)描述為何「在1830年代早期新進改信福音教派的教徒入侵了所有的組織並且獲得全面掌控。」受到千禧年發生巨變的希望所驅使，他們帶來了許多新且更為激烈的策略。(註十五)世代與策略裂痕並行發生在公民權運動中時，常被部分研究當成是「生活史上的可及性」的實際結果：學生可以承受耗費好幾個下午在輕食店裡(lunch counter)、好幾天在監獄裡，甚至一整個夏天在密西西比。對他們而言，靜坐抗議則經常更多是為了找出什麼樣的行動符合什麼樣的抗爭者。這些學生常常能為自己找到一個容身處，並且在個人與社運的身份認同上，較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SCLC，由著名的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創立於1957年，以反種族歧視與隔離著名，成立前兩年曾發動抵制蒙哥馬利公車運動)的牧師，以及他們的社運支派要來得更為激烈。這並不代表牧師的公車抵制的行動沒有作用(他們經常有用)；而是這不符合學生們的登場風格。
懷提爾(Nancy Whittier)曾經針對世代斷裂寫過最為細緻的研究，焦點放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在1960至1980年代的女性運動。當運動方向改變時，新進者的參與經驗也有相當的改變，因此「每一小批世代在女權運動的某個特定歷史片刻加入，並參與不同活動時，都會有其特有的政治文化，並因此修改了女性主義集體認可標準。每一個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界定出某一類型的人物、議題、語言、策略或組織結構，將其當成『合格的』女性主義者。自我表現、語言的使用，以及政治文化的參與皆有助於將某些人劃定在他們的小世代群中。」她的文化研究顯示這些不同的感知如何在女性運動中造成斷裂，並導致策略上的變化。(她對社運的文化活動的強調也顯示出女性運動大多屬於後工業時期的公民權運動。)(註十六)世代性斷層會產生，是因為每個新的世代成員不只回應較大的社會問題，同時也在回應現有的社運行動者、他們的行動，以及他們的身份認同。新進者也許對改變他們加入的社運跟改變社會其他人的興趣一樣大。
正如我們已見到，鮑魚聯盟與和平母親，策略分歧的盟友同樣會努力根據戰術的有效性進行勞動分工。這經常也意味著他們針對的是不同類型的觀眾。走溫和路線的團體可能集中在較廣泛的大眾，而較基進的團體則是集中在行動者本身。「在奧斯汀和平運動的案例中(發生於德州奧斯汀的長期反核武運動，班佛德的研究集中在1982至1986年)」根據班佛德(Robert Benford)所述「中庸路線的社會運動團體都精練標示問題以及其他框架活動在有效共識動員的技巧。基進團體，另一方面，則發展出刺激跟隨者採取行動的訣竅。」(註十七)不過，這些特定技巧的效用並不意味著這些技巧是刻意為之的。
一個抗爭運動裡在品味上的歧異並不總是那麼明顯。一個政策目標─例如公平正義、投票權─或是一個聚焦的象徵物─例如受苦的動物─都能夠依附在分岐的策略偏好上，並匯集成看似連貫的社會運動。但是任何數量的內部動態都會被品味，以及特別是派系或結盟的衝突所影響。策略品味的分岐能摧毀抗爭運動。蚌殼聯盟(Clamshell Alliance)就是個惡名昭彰的例子，他們內部彼此撕破臉的主因是在破壞財物(property destruction)方面有不同的態度，特別是在1978年為了是否要剪斷鐵絲網以佔領西伯克核電廠地的問題。這些看起來像是小問題的事件往往觸及聯盟內部原有的各種異見：「暴力與非暴力的界限該被定在哪裡、當在主要議題上無法獲得共識時該怎麼做、以及領導人是否具有任何合法性。」(註十八)蚌殼聯盟的崩潰來自於一方面試圖在同一個團體中維持各種歧出的策略，另一方面又強迫每個人去跟隨同一條路線。內部派系分裂是很常見─但經常是良性的─的結果。然而當從這個聯盟跳出一個新團體，其中成員願意運用鐵線剪時，內部的異議早已開始敵視參與者在情感上的熱烈投入。這個例子也顯示出在組織的建立與他們所採取的組織形式上也是一種反應出成員品味的策略選擇。
不管觀眾是誰，抗爭團體都是透過修辭架構對來說明訴求。他們試圖界定議題，訴諸深度價值，連繫至正面與負面的情感與象徵，散播新的資訊與觀點。他們的訊息不全然是由話語提供，行動與策略選擇本身也傳遞出各種信號；這些就像是言語文字上的明確論辯一般也告訴一個外來者關於一個團體的許多資訊。其中的文化說服力也是透過組織形態產生，其本身就是一種策略形式。
組織裡的品味
正規的組織起源自抗爭者的戰術選擇，其所展示的品味在決定組織形態上就和其他策略一樣重要。所謂的組織從來就不單純是解決某些問題最有效的方式；他們的結構、內規、決定，以及實踐均部分是種象徵與神話，用以設計來傳送訊息給不同的觀眾。(註十九)舉例而言，商業組織多希望能傳達出他們是有效率、能獲利的訊息。社會運動組織，例如當他們透過直郵廣告來尋求支持時，或許也希望能點出自己的成效。其他抗爭組織，特別是當他們的主要觀眾也包括他們自己的成員時，也會希望能傳遞出這樣的訊息，表明他們是民主且有道德感的─如同我們在鮑魚聯盟裡所見到的一般。
鮑魚聯盟的同盟團體有意識地偏向非正規、非階層制的組織形式，而這是近期後工業社運裡最為顯注的特徵之一。在擁抱「集體共治的組織」(collective organizations)這種非形式主義(informalism)的組織型態時，他們也自然也會將「什麼樣的團體程序(group procedures)才是最好的」這樣的問題涵蓋在其倫理視野中──不論如何他們都應該是，例如，民主而追求共識的。他們的目標有很大的部分將會形塑他們自己的團體，因此這也應該要符合他們的價值。並非所有的抗爭團體都避免創造組織的形式結構到這種程度。他們可能也有自己的道德品味，不過他們團體本身的運作並未在這樣的品味中佔重要地位。絕大多數的公民運動都曾忍受過強勢的領導者；在早期的公民權運動，例如，牧師的權威十非巨大。在某些團體中，決策是由所有成員經由參與式民主所作成；其他團體則是由一個領導者或一小批領導者所決定。每一種程序都可能是該團體倫理視野的一部分。有時領導人的權威可以是直接來自神，例如，其律令自然也直接壓過內部的團體程序。
在一個社運裡，團體組織形式的結構越鬆散，就越會在理念型態、信念與倫理視野上要求能齊心一致。葛拉克(Luther Gerlach)與海因(Virginia Hine)指出不僅是個人連帶與理念形態，「儀式性行動」(ritual activities)對鬆散組織的社運來說也是維繫的力量。(註二十)順著同樣的流變可以作進一步的細分。羅福朗德(John Lofland)曾標定一批不同的組織類型，從幾乎沒有到最嚴密的組織，以及對其成員的要求：「(1)由自願者維持的聯繫活動；(2)辦公室的雇用人員；(3)部署士兵的軍隊；(4)由家庭組成的公社；(5)工人組成的群體；(6)烏托邦主義者聚集成的烏托邦。」(註二一)每一種都被認為是對應著不同的個人偏好與地區文化。
克萊蒙斯(Elisabeth Clemens)曾經寫過關於組織形態的選擇，其選定的時期非常不同於鮑魚聯盟：一百年前的勞工運動。(註二二)她批評先前的社會運動理論在衡量正規組織時過度簡化，不是科層制(bureaucratic)就是非科層制，不是有就是沒有。對此，她的著作以前述同樣的框架分類的方式，展示出組織形態的內容也會影響戰術與忠誠度。「家長制」的組織方式傾向低調化經濟利益並且不鼓勵政治行為；「軍事性」形式，例如科塞產業軍(Coxey's Army，1893-1894年間在美國由失業工人所組成的示威隊伍，由俄亥俄州商人科塞帶領[Jacob Coxey])在內戰之後的幾十年間普遍浮泛著愛國的論調，但也多招致暴力鎮壓；「手藝」工會極為強調經濟而非政治所得並且導致惡名昭彰的後果。雖然克萊蒙斯對於組織形態的後果更感興趣，但是很明顯地這些原因都起自於工人身份認同上的不同對照形象，同時也伴隨著自然結社的各種對照理念。組織是一種策略形式，反應出認知架構、道德品味，以及實際技能。組織形式也會傳遞出清楚的訊息，說明著其中有什麼樣的抗爭者。
若策略性品味，包括了組織上的品味，為內部運作動力的問題投射出一絲光明，他們也有助於解釋存在於社運內的長期變化。什麼時候團體變得更為科層？更為基進？什麼時候產生派系之爭？抗爭者的運動基進化是現有成員或新進成員在策略品味上不同的結果嗎？
長期發展的變化
有些抗爭團體在發展中變得更為基進，其他團體則更為中庸溫和。社運整體經常都以某種方式在變化，像是某種團體在媒體上變得更出名，或是看起來似乎更成功，或是新的團體出現並重置了社運方向。這樣的轉變起於團體間的競爭。勝利者將他們的印記烙在社運的身份認同上，原因是他們成功地獲得經濟援助、媒體關注、能與政客打交道，或是得到其他相關運動議題團體的友情支援。
抗爭運動的基進化在歷史上一直是困擾著政治評論者的問題。對群眾理論家而言，絕大多數的抗爭都顯得太基進，都是基於非理性的熱情所作出的要求與難以預料且危險的行動。對近期的理論家而言，抗爭者幾乎都不是非理性，基進化的發展是跟隨著其他政治機會都被封閉之後而起。就像是文化，普遍來說，策略品味的概念或能為這樣的理論僵局提供另一種觀點。既不是憤怒的表現或是對手段有效性精打細算的結果，社會運動的基進化是個複雜的過程，其中因素包含了對策略範圍的理性評估、策略裡的倫理與情感價值，以及招募未曾參加先前計劃的新成員。這些新成員經常藉由將他們自己的不同品味帶進策略之中連帶地牽動策略上的改變。就像是這些社運所進行的其他文化性活動，其中也存在著既有的品味與其在抗爭中的轉變間彼此交互影響。其中少有例外的是，新的成員先前有越多的政治參與經驗，當他們加入一個新運動時，其在策略裡的品味力量就越強。
抗爭運動多會往不同方向變得基進。在一般的模型裡，抗爭者試錯某範圍的策略以找出何者有用；基進的策略則證明自己更為有效並因此散播至社運之中。團體之間也會彼此學習，而對當權者進行訴願通常只會帶來失望與更多的憤慨，這樣的模型符合基茨凱爾特的政治機會理論取向。在第二種理論模型裡，大量的行動者在位於抗爭前緣時建立起他們的身份認可，並且以採用新的、且在應付自身運動範圍的擴張時採用更為基進的策略，而這一步永遠是走在所有人前頭(a step ahead of the pack)。第三，新加入者在加入社運時把比現有抗爭者所展示的不同(與更基進的)品味帶進策略裡。(註二三)
新加入者會有不同的策略性品味或許是因為他們負面地評估現有抗爭團體與他們相對較溫和的策略的效用，或是因為他們的自我認同綁定著某些特定策略(雖然說他們偏好這些策略是一種套套邏輯)。例如，1960年代的新左派回應的不只是科層制與資本主義的問題，同時也針對著舊左派。或者新成員的品味是來自於他們過去參加其他抗爭的經驗，策略裡的品味因此被聯繫到抗爭者的世代問題。如懷地爾(Whittier)所示。這也是何以，特別是在後工業時期的社運，策略上的革新快速地從這個社運到下一個。其中散播的不只是箇中訣竅，抗爭者也十分珍視他們所知道的策略，因而這些單純的策略就跟手段一樣，部分也變成了目的本身。有些策略令人愉快，一個動物權的街頭抗議者曾經告訴我「我討厭寫信與打電話[給大學行政人員裡的立法者]。這很無聊，而且他們毫不在乎。但是─我知道這很怪─我熱愛街頭抗議，我熱愛對那些[皮草]店大吼。」其他人則依賴他們完全不喜歡的策略，例如前述那位反惡魔河谷核電廠的抗爭者曾說「那些[媽媽們的]會議很無趣。他們只是不停地一再重複。不過這對民主來說很重要，如果你關心人民的權力你一定無法忽略這些集會。」在這個例子，我們也看見了一個有意識的選擇大多基於一個清楚的理念型態而不是那種半調子、莫名堅持的品味。過去的行動經歷在形塑參與者的策略品味上扮演較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對許多在後公民社運的人來說，比起先前公民運動裡的成員，他們更有機會能遊走於各個運動中。
皮門(Frances Fox Piven)與克羅瓦德(Richard Cloward)建議了另一個理由說明何以新成員對社運採用更基進的策略上具有重要角色，他認為隨著時間發展抗爭者會因為小心謹慎的領導者與組織生存的需求而漸行溫和。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新團體與新成員在面對這些壓力時包袱相對輕鬆。不論我們怎麼思考比門與克羅瓦德的自然基進主義的浪漫形象，至少可以同意缺乏科層化壓力或許真能容許新成員去追求其他策略上的品味。他們較能自由自在地創新。(註二四)
抗爭者培養做為行動者的身份識別，並根基於意願與能力去進行某種行動。這樣的抗爭者身份也可以屬於那些參加集會與遊行的人，屬於那些破壞企業的實驗室的人，或是屬於那些製造炸彈的人。這些都是十分顯著不同的身份認可標準，而且也沒有理由去認為從這個轉變到另一個是件容易的事。策略裡的品味之所以會持續部分是因為它形塑了一個人的自我存在感(one’s sense of self)。
在轉變舊有的團體同時，新成員若不滿足於現有的活動，他們也可能成立新的團體。他們不喜歡現有的團體，原因可能是其中包含的人群類型(黑人大學生對上南方基督教指導者會議裡的牧師)，或者是因為他們偏好的策略。在某些案例裡，他們可以取代現有的團體；在其他案例裡，他們在創造新團體時，也會需要革新、改變，或是用基進主義作為象徵。有時候因為新的團體如此地不同，以致於新的社運身份識別會自舊有的社運身份識別中形成。(註二五)
讓我們繼續看先前一再提到的例子。當更激烈的「動物權」運動在1980年開始成形時，抗議豢養動物的社運在美國已經存在了一百年。現有的數百個團體中，絕大多數當時都是地方上的人道協會，設立來協助控制過多的貓與狗的總數，並試圖推廣對於非人物種的人道對待，特別是作成木乃伊。有數打的團體屬於全國規模，少數則包括了許多他們希望保護的物種。這些團體可以根據世代來區分，有幾個創立於1950年代，包括了美國人道協會(Human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特別關注走失的寵物不會落入實驗室裡。有些創立於1960年代與1970年代早期，包括了克利夫蘭‧亞莫里動物基金(Cleveland Amory's Fund for Animals)，從事各種活動如誘補、物種滅絕與高校生物課程。在1970年代晚期，然而，新的群眾網絡，關注在動物本身，開始出現。他們受到舊世代行動者的作品所啟發，而較少與他們有實際的合作。他們尖銳地將自己與舊式的社會運動相區別，而在旁煽火的媒體也很樂於將他們冠上「新」的稱號。其中一個活動者說「僅是同情還不夠。我們都知道嚴肅的社運都有嚴肅的意識型態。我們之中有很多人都來自於左派，而我們不喜歡那種過去[協會]那種小老太婆的形象。」這個人際網絡逐漸地成長並發展成1980年代數百個基進動物權團體的成立基礎。
如同在反核運動裡的狀況，比起過去舊有的動物福利社群，這些新進者較年輕也較左傾：是一個新的政治世代。雖然這兩者缺乏既有的統計數字，兩邊的團體都相信這種區分。其中一位動物權活動者在1989年說道「如果你今天開始對幫助動物感興趣，你就加入一個動物權團體並參加集會。如果你是在十年前感興趣，你就加入一個人道協會並幫助流浪寵物。」先前的政治經驗預先設定了一些新的動物活躍份子的策略品味，讓他們成為重要的少數並加入其他抗爭運動。雖然已出版的社會活動者證言溯及了其他社運的智識影響，在訪談裡他們承認策略性品味的附加來源：「我在1970年代晚期在大學首次被逮捕，然後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凍結核武運動[在1980年代早期]...因此在街頭靜坐然後在紐約大學(NYU)前面被逮[在1989年一次抗議動物活體解剖時]根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因為這些訓練，新的動物權團體在策略上證明了他們比老派、古板的人道協會更為基進。從1979年開始，動物解放陣線(Animal Liberation Front)對許多使用動物的研究實驗室策劃了一系列的突擊，造成了數百萬美金的損失並「解放」了數百隻動物。其他策略則訴諸公眾性，例如在化妝品巨人萊雅(L'Oréal)的紐約總部進行的「嘔吐行動」(Barf-In)，在該行動裡，抗爭者假裝嘔吐在大型洗手間裡以表示該公司的動物實驗「讓他們感到噁心」。其中一個抗爭者花了一個夏天待在「海牧人」(Sea Shepherd，或海洋守護者協會[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創立於1977年的非營利性海洋動物保護組織)，在那裡他在小船上經歷了與鯨魚面對面，後來他就創立了「善待動物組織」(People for the Ethical Treatment of Animals[PETA])，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動物權組織。善待動物曾經佔領過國立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辦公室，並且定期為動物解放陣線擔任發言團體。
當然，策略有多種聽眾，因此戰術的關注點也會形塑策略性的選擇。一個團體本身可能傾向進行破壞財物的行動但也會意識到新聞媒體、國家機構與絕大多數的公眾都對這樣的策略極為反感。每個團體都試圖向潛在的支持者──一種重要的觀眾──表現出它比其他的對手做更多事來保護動物。以一個例子來說，全物種聯盟(Trans-Species Unlimited)，在承認他正在輸掉全國性直郵廣告方面的競爭力後，索性將名字改為ARM!(Animal Rights Mobilization，動物權總動員)，並把名稱以一種特殊字體印刷，使其看起來像噴漆街頭塗鴉。如此把自己與法外策略連繫在一起的作法當時已為時已晚，未能救活這個團體，但是它反應出一種流行於動物權團體的普遍認知，即基進主義可以吸引成員加入。舊派的團體，也認知到同樣的吸引力，則是經常在吸引募款時，在某些相同議題上採取更激烈的修辭。這些舊團體將修辭基進化部分是因為他們看見公眾的感受有了轉變，但這也是因為成員採用了新的理念型態。不過另一方面，他們仍然很少改變他們的策略來牽就模仿新的動物權團體，而偏好繼續他們的傳統活動。
至此，我們已經看到了幾個策略改變的原因。一個源自於募款的需求，將舊有與未來可能的支持者當成中心聽眾。與此相關的另一個相關的操作機制則是對何者能夠運作進行戰術上的評估(包括如何能夠讓對手嚇一跳。)另一個原因則在於個人的身份認可需要參與者以身在抗爭運動的最前端為榮，不但要在戰術上有創新之舉，也要能做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所有這些都發生在抗爭者自身性情傾向與品味的底層裡，雖然我已經討論了基進化的案例，但這裡的每一個因素有時也會導向相反的方向，成為溫和化：或許是有些社會活動者繼續維持溫和中庸的身份識別；或是有些潛在的贊助者喜好較軟性的策略；當大部份的公眾都需要被說服時，溫和路線可能較行得通。
各有所好(CHACUN À SON GOÛT)
就如同抗爭者能夠憑直覺與信念感知到這個社會有什麼問題，他們也能知覺到如何改善問題的各種適切方法。不同類型的抗爭者組成的不同團體之間，或許能夠有效地合作，或者因為戰術上的原因能夠容忍彼此，但在另一個層面上，他們未曾推翻覺得對方「沒品味」(distaste)的感受。這些品味的作用極為根深柢固。
抗爭者部署的策略都是他們所珍視、喜愛，以及具有適切感，並且部分也是他們所拿手的。他們在選定策略上的投注激勵他們去相信這些策略也是最有效的。策略從來就不是達成目的的中性手段，而是部分反應著各別獨立的偏好。我們已經驗證了這些品味導致常見結果：抗爭團體嘗試更為基進策略的過程。各種社會運動彼此會互相學習，特別是當個體們從這個運動加入另一個運動時，各種策略上的創新在過去三十年間便已持續傳播到各社會運動裡。根據埃弗里特(Kevin Everett)，遊行與集會的運用比起三十年前更為普遍，現示出策略品味的大範圍改變是有可能的，即使被選舉上的官員開始參與時也是如此。(註二六)
正是因為新參與者同時大量匯入，因此某些人也經常在加入社運時建立他們自己的新團體，通常也會引導社運去採取新的策略。他們在過去曾經參與的戰役中學到這些策略，同時他們也會衡量現有策略在戰術上的有效性。他們可能認定現有團體所運用的策略將會失效，因此他們也懶得嘗試他們。藝術性的品味也多以同樣的方式改變：一個藝術家可以挑戰她的觀眾，但經常也會完全被拒絕接受，直到一個更年輕的世代出現才開始賞識她的風格。庫恩(Thomas Kuhn)在描述科學革命如何依賴新進的年輕科學家如何不依循舊典範時也有同樣的論點。
抗爭者也需要勝利，而他們很少執著在那些顯然完全沒有用的策略上(雖然要對此的作出清楚判準並不總是可能)。他們或許會試著去平衡內部與外部的目標，但他們很少會讓前者完全地主導，那種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用在思考各種目的時也許是錯誤的。正如沒有任何社運有純粹的外部、工具性的目的，這裡同樣也不會有純粹中性、完全以有效性來選擇的策略與戰術。這些都充滿著意義，而在許多案例裡，戰術性與文化性的面向也存在著衝突。
解釋抗爭者的策略選擇問題，正如我已主張，不同於兩個密切相關的問題。一個是解釋他們選出策略的廣大選項庫──這個問題在資源動員與政治機會理論的研究文獻裡都被處理過。另一個則是他們如何長期運用這些策略：其細微差異、其延遲與躊躇，以及其風格。這些細分的選擇很少被處理，後面將在第十三章裡被檢證，因為他們很多也依靠其他對等的玩家，特別是對手，所制定的戰術選擇。這裡，我要集中在影響策略選擇的內在因素，用以對比那些將重點放在外部因素，並將策略選擇的問題縮限為選項庫問題的人。這三個議題，到最後，牽涉到的因素既外在於社運也內在於社運之中。
行文至此，為了要理解社運文化提供了什麼給抗爭者，我們要轉向消費者抵制運動(consumer boycotts)。抵制的其中一種形式以地區性為範圍，在行動與機會方面為集體的道德呼籲提供了一組豐富的設定選項。第二種類型則全國性抵制，反而少能提供這些東西。這兩種訴求面對著不同的觀眾，也以不同的方式運作。地區性的抵制藉由改變大量消費者的習慣來運作；全國性的抵制，因為缺乏豐富的團體生活，卻很少這樣作。當全國性抵制產生作用時，通常都是透過媒體報導的公眾效應。勞工與公民權運動過去也有過地區性的抵制運動；到了後工業時期社會運動則必需部署全國性的抵制運動。這兩種類型的抵制皆以不同的文化與戰術工具來針對不同的觀眾。
●社運文化的一個面向涉及了策略中的品味問題，而這樣的問題部分獨立於策略的有效性評估。
●為了解釋抗爭者為什麼這麼做，我們必需說明現有可用的選項庫、策略選擇如何從這樣的選項庫裡決定、以及在運用這些策略中的細部選擇。這三者皆同時受到內部的社運文化與外部的限制與機會的影響。
●許多抗爭者在他們被徵召進一個社運時，都有預先存在的策略品味，並且經常導至內部社運裡的切割與改變。
●組織形態本身可被視為是某種策略類型，而社運文化經常會偏好某些型態，並且往往不考慮其可預見的效用。
●品味間的衝突有助於說明社運的動勢，例如結盟、派系，以及長期漸進的基進化或中庸溫和化。
註一：Mario Diani, Green Network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5).
註二：亞蘭．杜漢與他的研究團隊也發現類似的分裂──甚至是公開決裂──發生在當地人(通常是家庭主婦)與非當地人之間，在法國的反核運動衝突裡：Alain Touraine, Zsuzsa Hegedüs, François Dubet, and Michel Wieviorka, Anti-Nuclear Prot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在許多有類似聯盟團體的地區，當地人與訴諸直接行動的次文化間存在著緊張但相互共生的關係：見Edward J. Walsh, Democracy in the Shadows (New York: Green wood Press, 1988).後者的出現經常是因為當地人先前已經組織起來，或是似乎已經開始準備組織，如同出現在華許(Walsh)的研究中，1979年三哩島事件後的案例裡。
註三：雖然一般都習慣將戰術想得比策略範圍要大，我在這裡將戰術定義為成員玩家間互相追求優勝時的互動。戰術選擇可以很小(大多時候是這樣)，也可以很大(包括決定改變策略)，但是他們永遠對其他玩家的動向保持警戒，並且有所回應。選項庫的解釋、策略的選擇、以及策略的運用都同時被外部的戰術考量與內部的社運文化所影響，更不用說心理上與個人生活誌上的動力。
註四：在解釋為何女性運動的基進派與溫和派會採用不同策略時，弗利曼(Jo Freeman)的解釋是普遍強調「環境性」影響的例外之一。她列出價值、過去經歷、對應的選民團體、對於回應的期待，以及和對手之間的關係等作為因素，但是相對於將這些理論化為文化性、戰術性，以及結局未定的性質，她反而將這些描述為結構性限制。見Jo Freeman, "A Model for Analyzing the Strategic Options of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 Jo Freeman, ed., Social Movement of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New York: Longman, 1983).
註五：Herbert P. Kitschelt,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Protest: Anti-Nuclear Movements in Four Democ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1986):66.
註六：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Social Movements," in Neil J. Smelser, Handbook of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88), p. 726.
註七：Doug McAdam, "Tactical Innovation and the Pace of Insurge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735-754.
註八：Charles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8), chap. 5.
註九：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p. 156.
註十：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83. 在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布爾迪厄將慣習更明確地連結到品味。
註十一：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 81.
註十二：Snow and Benford,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p. 146.
註十三：Stephen W. Beach, "Social Movement Redic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People's Democracy in Northern Irelan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8 (1977):312.
註十四：關於麥肯錫與查德近期致力於對這些觀眾的分類，可見於John D. McCarthy, Jackie Smith, and Mayer N. Zald, "Accessing Public, Media, Electoral, and Governmental Agendas," in McAdam, McCarthy, and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註十五：Paul E. Johnson, A Shopkeeper's Millennium: Society and Revivals in Rochester, New York, 1815-183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8), p. 6.
註十六：Whittier, Feminist Generations, p. 56.懷提爾指出(頁83)動員與進程的理論取向，由於過於專注在外部機會與積極動員的程度，忽略了文化上的身份認可能夠打造並影響個體，其影響力甚至持續到成員們的餘生。
註十七：Robert D. Benford, "Frame Disputes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ent Movement," Social Forces 71 (1993):697.雖然德州奧斯丁地區的反核團體很明顯地在策略的偏好上就與理念型態一樣彼此不同，班佛德仍然傾向將這些差異都當成是理念上的不同，而策略上的不和則被當成是隨之而來的結果。
註十八：Epstein, Political Protest, p. 75.
註十九：有一小批社會學將細緻地發展這種「新機構性」(neo-institutional)的洞見；例如John W. Meyer and Brian Rowan,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977): 340-363; John W. Meyer,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as an Instit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1977):53-77; John W. Meyer and W. Richard Scott, with B. Rowan and T. Deal,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s: Ritual and Rationality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3); Paul J. DiMaggio and Walter W. Powell,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983): 147-160; Lynne G. Zucker, "Institutional Theories of Organiza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1987): 443-464; Walter W. Powell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and Frank Dobbin,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註二十：Gerlach and Hine, People, Power, and Change, p. 57.同見Bruce Fireman and William A. Gamson, "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in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eds.,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Winthrop, 1979).
註二一：John Lofland, "Social Movement Locals: Modal Member Structures," in Lofland, Protest, p. 204.
註二二：Elisabeth S. Clemens, "Organizational Form as Frame: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Political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880-1920," in McAdam, McCarthy, and N. Zald, eds.,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註二三：基進化的發展至少有兩個面向。理念型態的基進化伴隨著採用更全面廣泛的目標。策略性的基進化則涉及了使用的策略很少被社會普遍接受或是對參與者要求投注更多的心力。我在這裡主要關注的是策略上的基進化，雖然我的部分解釋也涉及了理念型態基進化對策略所產生的效應。我將會在第十六章更深入地討論理念型態基進化。
註二四：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Poor People's Movements (New York: Pantheon, 1977).
註二五：每個基進化的例子均可被標示為特定抗爭運動的進化或是新運動的出現。因此黑人的民族主義運動有時也從公民權運動中區別出來、類似的例子有直接行動區別於在地的反核運動，營救行動區別自反墮胎運動、動物權自動物保護運動中區別。新的團體通常都會採用新的標籤與新的社運身份來證明他們比舊團體更為基進。
註二六：Kevin Everett, ”The Growing Legitimacy of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83,”(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Miami, Florida, 1993).
註二七：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