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譯]殖民主義就在當下：學者兼社運人葛蘭‧寇韶德談論原住民與反資本主義抗爭之間的關連／Andrew Bard Epstein

一位原住民戰士盯著加拿大的軍隊士兵，攝於1990年代「奧卡危機」(Oka Crisis)期間

(本文轉譯自：Andrew Bard Epstein, The Colonialism of the Present, Jacobin, 2015.01.13，轉譯後經出版社同意。感謝Jacobin雜誌編輯部。)



1990年3月，來自卡內薩達克(Kanesatake)的武裝戰士──莫霍克族(Mohawk)的在加拿大的其中一個社群，他們組成了最東邊的豪德諾索尼(Haudenosaunee Confederacy)聯盟國──築起了路障來防止一座私人高爾夫球場擴建至他們的土地上。四個月後一批警察開始入侵，衝突的結果導致一名警官死亡，以及近3000名士兵被派駐當地。來自卡那為克(Kahnawake)的莫霍克族則合力阻斷了通往蒙特婁的梅西耶橋。隨後則是78天的對峙。

對加拿大政府而言，這次原住民起義──在殖民者的記憶裡則被稱為「奧卡危機」(Oka Crisis)──是上世紀後半範圍最大且花費最多的軍事行動。「從殖民者的優勢角度來看」學者與社運人葛蘭‧寇韶德(Glen Coulthard)寫道「印地安人國度已經超過他們的掌控之外了」確實，1980年代晚期他們就已見識過原住民為了悍衛土地、文化與國族，而在加拿大聲稱所轄境內各處此起彼落地發起武力抗爭。

在加拿大歷史裡--[美利堅]合眾國也是一樣--大多數對抗移民者殖民主義(settler-colonial states)的抗爭總是遭遇到迅速且兇殘的暴力對待；其他較「安定」的年代則帶來了各種融合、滅族式的同化政策。不過在過去幾十年來，特別是發生在奧卡附近的衝突後續，爭鬥的場域似乎被懷柔了。

官方的委員會開始被設立來研究這些「問題」。並且說著更友善的話語。歷史錯誤被承認。錢也砸了下去。藉此產生了一種用以治理加拿大的「原住民事務」的新典範：承認及和解(recognition and reconciliation)。

透過委員會、法院與議會，加拿大人國度開始承認某些文化權力、有限的政治主權，以及某些土地權力─但這些只在不干擾資本累積或資源剝削的情況下才成立。在2008年，史帝芬‧哈柏(Stephen Harper)甚至為原住民兒童在加拿大寄宿學校裡的待遇而簽署某種像是道歉信的聲明--但隨即很快地提醒他的國民，表示他們「沒有實施殖民主義的歷史」。

寇韶德拒絕這種翻轉。他是黃刀城德內印第安第一民族(Yellowknives Dene First Nation)的成員，以及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的新書《紅皮膚‧白面具》(Red Skins, White Masks)乃是一本具煽動力的反殖民理論的小冊子以及一份更新後的還我土地運動宣言(a manifesto for renewed land-based action)。

寇韶德闡述了法蘭茲‧法農探討殖民式「錯認」(misrecognition)的破壞效應，並宣揚一種「有紀律地維持憎惡」(disciplined maintenance of resentment)，一種「政治化的憤怒」(politicized anger)，以此來正面拒絕未曾止息的殖民式土地占用--不管它口氣是惡言惡語或是好聲好氣都一樣。

安德魯‧巴德‧艾普斯坦(Andrew Bard Epstein)上個月與寇韶德對談他的新書，談論到他如何藉由對馬克思主義研究進行批判性運用，以理解並對抗加拿大移民者殖民主義，並論及原住民抗爭與非原住民左派間的關係--這些議題在加拿大仍然比在美國要前進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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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殖民主義的壓制與掠奪是如何改變他們的作法，以回應經常是軍事性的原住民挑戰，這種變化又造成什麼效應？

一直到1951年，殖民支配的結構在加拿大可說是相當地清楚明確。它無意去遮掩或隱藏它自己，就像法農(Fanon)可能會說。原住民族在他們對抗國家的抗爭裡幾乎無法主張自己的權力，特別是對於政治主權與土地的問題上更是如此。

到了1951年，印第安法案(Indian Act)開始有了重大改變，過去這個法案完全是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的產物，並且以此治理了可說是加拿大境內法定印第安人生活的一切面向。這些法令上的改變允許原住民族進行政治性集會。他們可以聘律師控告國家。在1951年以前，這不但違法，而且可以處以拘禁。

這些改變在基本上讓原住民族開始在法律與政治上進行動員，並且建立組織來保護他們在土地與治理上的權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上世紀後半公眾組織活動與各種土地為訴求的直接行動均達到一個高峰。

這些一直持續發展到1970與1980年代。加拿大的反應則是抑制它、操縱它，並試圖河蟹這個確實在解維穩的反殖民運動，因為它不斷地攻擊加拿大的真正痛處，即它的經濟─這個運動阻撓建設性的資本流通離開原住民領域。所以對抗的情勢也就從一個十分講究所謂融合的支配結構，轉變成講究給予非常官樣文書式的認可，並藉此來協調原住民將國族訴求建立在這個國家的殖民主權上。

隨著時間，然而，原住民族將會開始看到看到這種由國家給予我們的認可形式背後的真相：殖民分化(colonial distractions)。之後你也將看到出現一輪即更直接且更具爭議的抗爭再次出現。接著又會出現另一種形式的認可伴隨其後。大約從1969年開始，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了四五次了。


你是北美地區的原住民學者兼社運人之中，明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範疇的研究並以此來理解移民者殖民主義的少數人。你該怎麼解釋這種少數呢？還有你為何發現它是有用的？

在歷史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者與原住民抗爭之間的關係向來相當敵視彼此，這有很多原因。我總是被政治性地歸類為原住民國族主義(indigenous nationalism)，同時也常被視為是反資本主義者。會這樣子，部分原因來自於我跟我自己的社群之間的經驗，這個社群是西北地區的德安族(Dene people of 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或是稱為德安登(Denedeh)，目前是加拿大領地。

所以基本上我回頭開始思考殖民主義，並將它當作是一種掠奪的結構。它從根本上就立基於竊取土地與僭用原住民族與土地及其社群間的政治權勢之上。

我發現回到《資本論》第八部裡論原始積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章節很有幫助，因為在那個章節，馬克思認為資本的總合力量藉由「原始」掠奪(“originary” dispossession)連接至殖民主義，以馬克思主義的語言來說，這造成了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而這個觀點在後來也發展成為一種關鍵視角，藉此馬克思主義的準則得以理解資本主義。

我所要做的乃是去重建原始累積，並且是以一種我認為是最為真切確實的原初形式，這種角度視掠奪為一種資本式的社會關係，並且具有一種持續且具有積極建構的特徵，但這樣的特徵，在我們的例子裡，同時也是殖民主義所具有的，特別是在移民者殖民主義國家像是加拿大尤是如此。我要做的是提升掠奪的位階，讓它不只是某種背景或是歷史起點，而是在殖民與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再生產裡中持續進行的特徵，一直到我們所處的當下依然如故。

若我們把對原始掠奪的理解奠基在原住民的立足點上，那麼它竊取的不只是土地這樣的物質面向，同時也摧毀了先於資本主義之前就存在的社會關係，進而粗暴地在原住民的土地上強行紮根。這些社會關係不只是基於平等主義的原則，同時對於人與人類以外的世界也有著深刻的互惠關係。

如果我們視這種生產模式的摧毀為某種形式的不義，那麼解殖就意味著在當代裡批判性地重建這些對立於資本主義累積，甚至是對立於如國家這樣的階層式威權的原民社會關係。我花了很多篇幅強調這種社會關係即是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所要摧毀的對象，而對其進行批判性地重建則是一種真正解殖的形式。


對馬克思而言，原始累積是一個粗暴的過程──資本降臨這個世界「滴著血和髒東西」。但是你認為原始累積不僅持續到現在，而且已不再具有粗暴的特質。

這些不同的再生產要素總是同時並存。這點我希望我在書裡有表達得更清楚。例如，在加拿大有超過1200名被謀殺與失蹤的原住民女子，顯示直到現在移民者殖民國那難以置信的暴力本質對原住民女子的生命而言仍然是種持續進行著的特徵，這點並沒有因為所謂的認可，不管是像我所說在土地或自治方面的情況那樣，而得到調解。

原始累積朝向掠奪的結構性動力永遠是暴力。但是，一般來說，當我們談到關於經濟參與、自治權與土地等議題時，它在今天通常都透過認可來協議。當這種認可無法為資本服務時，榔頭就會再度回到現場，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原始累積的早期形態再度出現。

即使在資本論的第八部，你也可以看到對非資本家的生產者、農民等進行的暴力徵收，但是接下來這個論題移到了馬克思所謂的駭人而「血腥的律法」(bloody legislation)並以此將勞工階級規訓及規限至他們終生都該待在那裡的溝渠裡，法律與國家即透過這種意識型態的作用進行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再生產。

因此，如果我們要去思考所謂的認可也是這種意識型態工具的一種，那麼它也是將原住民族的自我理解規限在調節自身與不對等的殖民關係以及資本主義累積對他們土地的侵占之上，而這終究也犧牲了他們作為原住民族的最佳權益。


你要求將殖民關係的討論層級提升至資本關係之上以理解原住民抗爭。這樣的轉移在政治策略方面意味著什麼？

這是一個遠比其他更好的視角，藉此我們能夠了解是什麼樣的動力形塑了原住民族與像加拿大這樣的移居者殖民國家之間的關係。所以再一次地，我們看到了掠奪具有建構性的面貌，不只是對資本主義而言，對於這個地方的持續殖民亦是如此。這種結果之所以重要，有很多理由。

在加拿大的毛皮交易之後，原住民勞動力在資本累積與以及貿易形態經濟剛起時出現的民族經濟裡並不佔有中心位置。取而代之的，現在仍然如此，乃是國家與工業對於先前理應位於民族自決底下的土地與資源的任意取用─這即是種殖民關係。

這並不是說對於資本或是加拿大國家而言，無產階級化以及將原住民族規訓於薪資關係底下不再是一個值得持續注意的議題。事實上它仍然是。但是這些觀察缺乏了一種更高瞻遠囑的未來，並且無視於國族本身乃是由眼下的土地與資源為基礎所構成。

跟加拿大社會主義左派一直掛在口上的說法比起來，這樣的理解將基於土地的直接行動置於一個更加革命性的位置。我們仍然認為現實的轉型工程與左派組織工作產生於城市或是工人階級之間。但是我想在像加拿大這樣的移局居-殖民政治經濟的格局裡，它的經濟很大部分仍舊是基於自然資源的汲取與剝削，因此原住民的土地運動對於基進的社會改變運動裡必然佔居關鍵且重要的位置。


你如何去描述今日加拿大的社會主義者/勞工左派與第一國家之間的關係？

目前情況已有改善，這是因為領頭的反殖民原住民抗爭最近已經進行了二年，特別是「不再怠惰」(Idle No More)運動，以及也理解到，這種理解較過去已有增長，加拿大已經回頭轉向一種立基於併吞任何腳下事物的經濟策略，意即土地經濟。這一點確實將原住民族置於重要的革命性角色。

之所以如此有很多原因。一個是加拿大喜歡主張它之所以以資源為基處以及以榨取主義為動因的經濟策略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把我們的經濟依賴從更危險的地方切分開來：骯髒的石油、血鑽石，以及其他類似的東西。在這麼說時，他試著呈現出併吞我們這裡的土地乃是一種面對敵對性地緣政治時的道德回應。

第二，新自由主義在1970與1980年代成為霸權後，我們目睹了加拿大手工製造業的衰退，而擺脫這種衰退乃是藉由產業外移至南半球的方式來達成，在那裡有更便宜的勞通與較少的勞工保障。

如果你的手工業基底已經衰退，然後你以這樣的地緣政治理性來合理化剝削國內資源的粗暴手段，接著再把你的政治經濟學置於這些手段上，那麼在我看來這些願意挺身而出、阻擋或阻撓這種經濟動力的社群，對於任何追求國家與經濟基進改變的運動而言確實十分重要。

現在，我不會說我們不考慮階級鬥爭的重要性。我只是讓階級鬥爭，以更為透徹的方式，與原住民族的反殖抗爭齊頭並進，而這種抗爭經常也是立基在悍衛土地與生活方式之上。


圍繞在文化或是認同的政治經常被批評為脫離更急迫的經濟重新分配的任務。
不過你認為在歷史上，原住民對文化自主權的要求已經明確地質疑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與國家權力。這是怎麼發生的？

我對文化的理解，這種理解是透過我跟我自己的社群的關係而形成的，我將其視為在存有論的層面上很好地切合著馬克思稱為「生產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的擴大運用─不是一種化約式的理解，像是底層與上層之類的──而是將其理解為，如馬克思在幾篇文章中提到，一種「模式」(mode)或是「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不只涵概了產製的力量與關係，也包括了構成社會整體性的思想與行為模式。

我想到德安族人(Dene)在1970年代所要求的文化認可就包括了這些事物：政治的、精神的與經濟的。這些關係與這些領域的特點在於它們乃是基於對互惠關係的運用，而這種關係描繪出不只是殖民主義，連同資本主義在內對於自然世界的支配是具有深遠且普遍的傷害與錯誤的。當你把這當成是種文化底層構造並據此來主張悍衛權利時，它就具有普遍的反資本主義與反殖民的性格，這也表達在我們於1970年代的抗爭中。

我認為實際情況是─而這正是法蘭茲‧法農(Frantz Fanon)對於認可的洞見中至為關鍵之處──我們試圖以認可[原住民]國家的方式來協議出前述的社會整體性。正如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與其他地方所示，這樣的認可若缺乏現實鬥爭或對抗，永遠都會被主人(master)，在這個例子是殖民者，依照自己的利益所決定。在殖民脈絡中，這是一種位在認可的協商與交換之上的結構限制。

法農闡述的第二個洞見來自於他作為一個精神科醫師的經驗，藉由不對稱的認可形式所形塑政治主體性，最後反能讓我們將這些殖民認可形式視為一種從我們的主人御賜給我們的正義之舉，或者以法農的話來說，是一種「白人的自由」(white liberty)與「白人的正義」(white justice)，並以此來模糊殖民關係。對法農來講，這種認可政治學恆常位於殖民主義再生產的中心地位。

近三十年來的協議及所獲得的認可形式──不管是透過主張國家領土的過程，透過國家自治的過程，或是透過憲法認可─已然以許多方式形塑出原住民族認同，而這些方式同時也模糊了殖民主義的銳利邊界(sharp edges)並且反使它變得可以忍受。

偶爾每隔一陣子，這個國家就會做出一些事情來自暴限制，甚或暴露出它的意圖──例如動用暴力，若有必要的話，來維持著取得原住民族的土地與資源的通路──然後你就會看到抗爭就發起於這些時候。通常在某些危機裡，這個國家會等到問題非解決不可的時候再後退一步，並釋出各種認可與姿態以再次地換得和諧。

其中有趣的是哈柏政府同時是不懷好意的新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保守主義者。

他們的社會保守主義鄙視第一國族與任何無視於他們以新自由主義努力迎合市場的原生事物，特別是因為他們有很多方法可以安撫原住民抗爭而不致於引起原住民族反感使他們奮不顧身投入抗爭中，尤其這個政府會提供各種形式的認可，並透過市場整合等方式使原住民族也成為自己掠奪自己的一份子。

我們目前的政府似乎非常痛恨原住民，以致於他們正開始挑起與原住民族之間一種真正敵視與挑釁的關係，我想總有一天這國家跟頭會栽在這上面的。


聽起來你並不接受史帝芬‧哈柏的2008年道歉文。

我徹頭徹尾且毫不猶豫地拒絕接受他的道歉或是那種要跟你和解的虛情假意，這種假和解早就開始了。


為什麼他的道歉在你看來是如此問題重重？

這個道歉文與其周邊的部署，像是那個「真相與調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其整個調解本身的論述，乃是基於對歷史時期的界定，意即設定過去的犯罪行為如今已不再被實行，所以現在我們要處理的就只是一堆受傷、受創的原住民主體。像是我們受傷了，但我們還沒癒合，我們困陷在過去當中，因此我們需要進行和解並向前看，然後去原諒。

在這樣的脈絡底下，繼續在調解的論述裡保持著那些被指出的傷害，像是憤怒、憎惡、幻想與復仇慾望，乃是以一種情緒的宣泄來標定出這個移民殖民主義仍然持續進行的特徵，這種標定方式不但合理並應該被擁抱為一種批判意識的形式。他們同時也能產生直接行動與反抗殖民不義的意願，而這樣的不義目前仍然大量地出現在我們的生活。


近幾個月，針對警察謀殺艾力克‧加納(Eric Garner)與麥克‧布朗(Mike Brown)的抗議活動所採用的某些策略，至少對我而言，似乎讓人聯想到某些原住民在加拿大的抗爭手法：像是包圍及封鎖--就算只是暫時的--大眾基礎設施，舉例來說。
你有在這些抗爭中看到關連嗎？

這種封鎖策略，像是藉此阻礙重要設施與資本流通是很重要的手段，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表達對一個普遍濫用暴力、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國家的憤怒、憤慨與憎恨，這才是我看它們相近的地方。

在《紅皮膚，白面具》裡，我梳理了這些負面情緒在產生基進政治與運動中的重要性。這本書裡討論憤怒與憎惡的章節對我而言是最有挑戰性的一章。因為憤怒與憎惡通常被認為具有負面意義，被當成是不斷地消磨、平撫或是自我毀滅。我總是認為這是對受殖與被壓迫民族的憤怒與憎惡所施加的錯誤呈現。

就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針對這種負面再現的真正的解毒劑，這種憤恨形態乃是因為對社群的深刻之愛以及對自我的愛而生，同時也是因為兩者都持續被國家認可的白人至上者與殖民謀殺者所侵犯。這種形態正在美國各地引發激烈效應，正如兩年前在加拿大發生的「不再怠惰」運動一樣--如今這也發生在被謀殺與失蹤的原住民女人與女孩議題上。

這些[殖民者]暴力正顯露其中的原始暴力(originary violence)，這也被馬克思稱為「原始累積」(primitive accumulation)。它正運用，透過血與火，各種原始策略以持續再生產出我們受殖與被普遍激進化的現狀。我確實看到其中有許多重疊與很有趣的關連性，而這些關連還需要進一步地培養與建立，以成為一種真正的解殖聯盟政治。


禁止拱心石四十號油管工程(Keystone XL pipeline)的抗爭似乎已經變成帶頭範例。你的族人已經為這個油管抗爭幾十年了。你有什麼建議嗎？

我所關注以及我堅持的其中一點是，這不能被架構為單純的環境議題，而是必須成為一個解殖性議題並且要透過原住民主權的角度來進行架構。環保主義者太容易用一種工具性的方式(instrumental way)發出盟友卡。一個解殖的研究架構是有必要的，特別是在你要論證原住民族的抗爭，連同在他們覺醒後所帶來的另類文化基礎，如何在阻礙這些草率發展計劃的抗爭中位居關鍵位置時。

將原住民的社會關係，包括了其權威與權力在內，重新置回那些被壓榨主義的產業所剝奪與吞併的領土上，以及重置他們與移居者社群間的關係，這些乃是關鍵所在。這樣的視野需要一種實質(substantive)而非工具性的團結形式。它需要的團結乃是圍繞著原住民族對於土地、自主性與主權的關係性思考而組織。


在《紅皮膚，白面具》的結論裡，你在原住民起義與解殖方面闡釋了五個主題，其中有一些我們已經論及。
不過我們還沒討論到的是你的第四個前提，即性別正義在解殖中的必要性以及必須對抗你所謂的「移居者殖民者誤認的厭女症」(misogyny of settler-colonial misrecognition)。

關於這一點，在移民者殖民式掠奪的外來父權本質(hetero-patriarchal nature)方面，書中的很多洞見都要歸於那些起身與此對抗的女人們。所以你提到的那個「移居者殖民式厭女症」(settler colonial misogyny)，舉例來說，乃是我從我在安尼夕阿比族(Anishinaabe)的女性主義同事朵麗‧南森(Dory Nason)那裡得到的洞見。

任何以解殖為題的人不再能夠不同時致力於終結我們社群裡的性別歧視與性別暴力，因為這就是殖民主義如何能夠在歷史上運作，並且一直持續至今的原因。

從歷史上來看，男性主導的抗爭一直傾向優先處理主權並且擱置原住民「女性議題」，就好像這是某種可處理也可不處理，或是認為只要獲得主權就可以簡單處置的事物。這不僅不充分，而且也再生產出各種原住民成年女性與女孩在今日社會所面對的暴力，這種暴力的施加既來自國家與非原住民群眾，在今天也來自於原住民男性之手。


在尚-保羅‧沙特為法農《地球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所寫的導言中，他提醒歐洲讀者「這本書所說的內容經常和你們有關，但卻不是對你們講的。」你的書與移民者有關。它是對著移民者講的嗎？
這本書同時講給原住民族與移民者社群聽。我喜歡想像它是存在於這些原住民族間一種對話，他們一方面已經厭倦於這個國家給我們的虛假承諾，另一方面也已厭倦於我們社群與領導階層之中某些已被拉進去玩殖民遊戲並損害我們的健康與土地者。

這也是一個嚴肅的論題，特別是針對左派，這挑戰著他們必需要更認真地看待這些抗爭，以及必需要承認其中的革命性潛力與原住民族的主體性，並且找出更好的方式來支持他們，而這也是為了我們能彼此照應之故。有很多左派的地位一直是建築在對共有物的反覆使用上。而所有這些[共有的]框架確實都體現在殖民的基礎上，並且經常是未經省察的。

就像是沙特與法農過去所作的，我交談的對象乃是在受殖者之中，但我也試著去說服那些左派要更嚴肅地看待這些議題，並希望藉此能夠終結掉他們在這個持續剝奪原住民土地與生活方式的過程中無意間成為共謀。



2015.3.12修訂註： 內文中「在尚-保羅‧沙特的《地球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導言中」，改譯為「在尚-保羅‧沙特為法農《地球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所寫的導言中」，原文為「In Jean-Paul Sartre’s introduction to Wretched of the Earth」。